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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兄弟的实业精神,荣宗敬的子女

荣德生(1875年-1952年),名宗铨,字德生,好乐农居士,江苏无锡人,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压迫,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 荣德生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至民国11年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拟的。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由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结果,荣德生被放回,并退还部份被敲诈的款项。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荣家为“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解放军渡江前夕,他派代表与共产党联络,迎接解放。 创业史 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早年在钱庄当学徒,几年的钱庄学业生涯,使荣氏兄弟在创业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荣德生早年在广东接受了南国的新思想、新风气,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庄更能赚钱的实业,像美国人的化工大王杜邦、石油大亨梅隆,都是靠办实业发财、使国家强盛的,于是决定投资实业。 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到1921年止,共开设面粉厂12家,产品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是销售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间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为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个厂,拥有纱锭达13万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纺织厂,20年代的纱锭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荣德生绑架案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荣德生三儿子荣一心当年的亲笔签名)、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当年上海的荣公馆和荣德生所坐汽车的车牌号)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 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 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之后,决定释放荣德生。1946年4月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子女 荣德生儿子荣毅仁,荣毅仁(1916年5月1日——2005年10月26日),男,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 人物评价 荣氏企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正如荣德生所说:“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采取“非扩大不能立足”的方针,即使借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扩展规模的机会,并注重开拓创新,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更新旧设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原料的改良和技术人才的开发,这对他们在中国民族工业的艰难时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荣德生(1875年8月4日~1952年7月29日),又名宗铨,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著《乐农纪事》。

荣宗敬出生无锡荣巷,是荣德生的兄长、荣毅仁的伯父,同样是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实业家。荣宗敬与弟弟荣德生等人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创办了面粉厂、纺织厂等,故而有了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然后“九一八事变”后,荣氏一蹶不振,虽战后有所恢复,但也不能达到巅峰时期了。1938年,荣宗敬病逝香港,留下遗嘱"实业救国"。人物生平 1873年9月23日生,无锡城西荣巷人。7岁入塾读书,1887年到上海源豫钱庄习业,1896年在其父与人合资开设的上海广生钱庄任经理。后兼营茧行。 1901年与弟荣德生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一厂,任批发经理。 1905年,兄弟俩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9年任该厂董事长。 1912年,荣氏兄弟与王禹卿等人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 1915年4月兄弟俩退出振新纱厂,在沪招股创建申新纺织厂,荣宗敬自任总经理。 1917年3月起,荣氏兄弟又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创设申新二至九厂。并在沪设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自任总经理。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被称为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在实业有成的同时,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1926年后,曾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初,为维持企业生产曾参加“上海市民协会”,不久即移居香港。 1928年9月,应张孝若之邀任私立南通大学(Nantung University)校董(1930年11月私立南通大学更名为私立南通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1938年2月10日在香港病逝。临终,他仍以"实业救国"告戒子侄后辈。3月8号,他的灵柩由加拿大"皇后"轮运回上海,安放在陕西北路的住宅里。荣德生荣宗敬 荣德生是民族工业巨擘荣宗敬之胞弟。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荣宗敬父亲 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他开始做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一百四十多年前,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荣宗敬的子女 荣鸿元,荣宗敬的长子,“大房系统”的领导人,他继承父亲的百折不挠、顽强创业的经营品质,克服重重困难,领导着家族事业,成为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主持者。在1949年前夕,他迁厂至香港,在香港开设大元纱厂,后辗转巴西,现定居巴西,经营面粉业,事业兴旺发达。 荣鸿三,荣宗敬的二儿子,曾任申新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申七经理。他也于早年移居国外、现定居美国。 荣鸿庆,曾任申一协理,荣宗敬的三儿子,字钢仁。解放前夕出走海外,在香港经营纺织和房地产事业。现为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荣宗敬故居 荣宗敬故居,位于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186号,靠近南京西路。原为荣氏老宅。陈椿江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18年建。折衷主义风格。形式丰富,主立面设两层列柱敞廊,具法国古典主义特征。平面复杂,内部地面、木作和彩色玻璃等处装饰精美,是一座带花园的独立式三层西式住宅,系荣氏早期沪寓所在,人称荣氏老宅。该产业基地面积6.26亩,建筑面积2182平方米,花园面积2475平方米。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顶级豪宅之一,也是上海滩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园洋房之一。人物评价 “宗公生于风雨飘摇之世,长于寒微有德之门,成于艰难困苦之中;一生以民生衣食、振兴实业为职旨,每欲自任天下,负刚大之气,遂爱国之心,事业之大,罕有其匹,堪称大丈夫!试想权重一国如李鸿章,才高一时如盛宣怀,家国天下如南通张謇,皆知不兴实业无以致富强,宗公步其后而事业胜于前。” 他主张“实业救国”。“实业救国”与“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的两大思潮,“实业救国”在当时具有爱国的进步意义,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随之壮大起来,同时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中,荣氏兄弟是合“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为一体的双料大王,被誉为“粉纱大王”。哥哥荣宗敬(1873—1938)与弟弟荣德生(1875—1952)布衣创业,创办了规模宏大的企业集团,既对国内经济和地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又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海外。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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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荣德生9岁入塾读书。15岁进上海通顺钱庄习业。19岁随父至广东任三水县厘金局帮帐。3年后回无锡,任广生钱庄无锡分庄经理。1899年农历10月,应邀任广东省河补抽税局总帐房。1901年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并任经理。1905年与兄宗敬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先后任经理、总经理。1912年与兄宗敬等人集股在沪创办福新面粉厂,任公正董事。1913年当选为全国工商会议代表,提出扩充纺织业等3项议案。又在无锡西郊购地辟建梅园,修筑开原路,重修南禅寺妙光塔等。1915年4月起,与兄宗敬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并任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至1931年,他与兄宗敬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与其兄宗敬一起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由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荣氏兄弟坚持“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因为“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1902年3月,荣氏兄弟与朱仲甫在无锡合股创办保兴面粉厂,由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钱庄,并负责对外业务。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畅销并且价格上涨。荣氏兄弟抓住时机,改进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能力。所产“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荣氏兄弟进而投资机器纺织业,1905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合股创办振新纱厂,生产棉纱,产量质量蒸蒸日上,振新在市场上已能与“蓝鱼牌”日纱相匹敌。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结果,荣德生被放回,并退还部份被敲诈的款项。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荣家为“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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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解放军渡江前夕,他派代表与共产党联络,迎接解放。

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

建国后,荣德生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辞世后不久,全国的荣氏企业先后申请公私合营,迈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荣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企业,并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在面粉行业,1912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1914年至1922年8年间,无锡茂新系统发展为4个厂,上海福新系统发展为8个厂,日产面粉8.6万余包,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产品远销东南亚,荣氏兄弟因此被誉为“面粉大王”。在棉纱行业,1915年,荣氏兄弟退出振新纱厂,转而创办上海申新纺织厂。1917年起先后扩建二至九厂。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获得“棉纱大王”的桂冠。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拟的。

荣氏兄弟投资创办企业,固然是因为有利可图,但最终能摘取“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两顶桂冠,是因为他们有着把经营企业当作事业来追求的精神。荣氏兄弟深知“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但却不盲目扩展,而是实施集中力量不断做大做强“面粉”“棉纱”两大主业的专业化发展战略,主张企业要靠盈利所得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实行“滚雪球”式的发展。荣氏兄弟采取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开放型经营方针,重视吸纳人才、更新设备、优化工艺,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

  汽车转入了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到了一处小河浜。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塞进窄窄的船舱,不许活动,不给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荣德生在夜色迷茫中隐约认出这是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改乘三轮车,左转右转,最后来到了曹家渡老公益里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上了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同时,荣氏兄弟经营企业,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以面粉为例,从原料选购、原麦搭配,到每一个生产环节,层层把关,切实做到秤足、质优。荣氏兄弟明确创办经营企业是“为社会造福,非为自己享福”。荣德生一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虽有万贯家产,仍布衣布鞋,粗茶淡饭,早出晚归,兢兢业业。他在《纪年》中写道,“今后余生,更当尽我之力,为人民服务,以此身贡献社会,鞠躬尽瘁,此吾志也。”荣氏兄弟认为:多办企业可以解决就业等问题,比一般的慈善救济更有效果,因此无论时局如何,坚持生产和发展。同时,举办社会公益事业。仅在无锡一地,荣氏兄弟先后创办9所小学、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普通中学、1所四年制本科大学和1个藏书近20万卷的图书馆。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也只得听天由命了。他伸手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到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叫道:"你是什么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当时,荣宗敬曾一度参加“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在明了这个组织是日军策划成立之后,荣宗敬便于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逃脱日军胁迫。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复发在香港逝世。全国解放前夕,荣德生坚决反对拆机外迁,“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拒绝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表现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崇高爱国精神。1952年7月,荣德生在无锡病逝。

  那人却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笑着,说:"财神爷,我是专门派来看守你的。以后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了!"

荣氏兄弟作为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其业绩将永远彪炳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史册。

  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但是,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又有些安心:看来,匪徒不打算要他的性命。

(作者许冠亭,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原标题《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实业精神》)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更是紧张奔走。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这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不认账,他们也不敢追究。

  27日早饭后,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荣德生的黑屋子。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一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是想交个朋友嘛!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咱们就是朋友了!"

  荣德生试探着说:"急急忙忙离开家,家里人一定惦记,能给我个方便,让我给家里挂个电话吗?"

  参谋长摇摇头说:"您老是金技玉叶,动不动就打电话。这儿是贫民窟,哪来的电话?您老想回家也不难,我们送您回去就是了……不过,弟兄们辛辛苦苦请您来一趟,您总得给几个赏钱吧?"

荣德生兄弟的实业精神,荣宗敬的子女。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于是故意诉苦说:"办实业也不容易,亏的时候多,赚的时候少,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没多有少嘛!"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

  荣德生吓了一跳,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一直没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啰嗦个熊!老东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

  "撕票"是绑匪的黑话。他们把被绑的人质叫做"肉票","撕票"就是把人质杀掉。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地说,他可以劝司令暂且息怒,不过也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没有钱是不行的。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吴昆生在日伪时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另换别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本来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现在看破案希望渺茫,只好自己设法营救了。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内洗脸盆下,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拖延过久走漏风声,于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又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莱尔仁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授意,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代表荣家与其代表吴志刚直接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吴志刚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知道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完全是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直犯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

荣德生兄弟的实业精神,荣宗敬的子女。  疑惑归疑惑,事情却不敢耽误。莱尔仁兄弟再三考虑之后,请申新二厂协理顾鼎吉携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勉为其难地说:"我就冒一次险吧!"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到警备司令部审问。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说:"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作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

  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那警官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巨款发还给荣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27日,詹荣培非常诡秘地对会计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这里,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插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就行了!"

  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帮他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声"谢谢",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和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为什么不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吴志刚亦属案中重要人物"。但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然而警方并不打算真的把这一大案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捉住几个小喽罗,缓和一下舆论压力罢了!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都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拍照、又登报,大肆渲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吴志刚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又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酬谢(破案)出力人之奖金"。

  这还不算,发还赎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荣尔仁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荣德生只好安慰儿子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然而,事情到这里仍没有结束。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荣德生家乡无锡县县长致函荣德生,要荣德生捐款"救济流亡,使千万人得沾实惠";江苏省政府主席要荣德生捐款建造无锡青年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要荣德生"将全部款项捐助公益……请于该款中抽提一部分,资助本会作为基金"……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钱"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也只好忍痛解囊。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旧中国,一个人想安安生生地办实业,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富豪,安全也没有保障!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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