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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信任的警卫,军级首长被就地免职

丁盛(1913—1999),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掌管着神秘的8341部队。不仅如此从1947年开始,他就一直成为毛主席的警卫,可以说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保镖。这个人就是汪东兴。

由于中央军委严格规定了大军区的编制,军区的撤并,以为这一个军区要消化相当于过去三个军区的领导班子。

丁盛,1913年生,江西于都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随红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并长期掌管神秘的83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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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何其宗称:“一个军区,不能两个军长,几个副军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讲到:“一些军级领导很多都是超龄服役,都是7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了。”邓小平签署文件,凡在新的合并后的军区里面没有任职的,一律免职处理。

丁盛简历:丁盛,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的底子,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就出自这个团),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东野八纵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第七军的主力四个师的兵力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长征结束后,汪东兴曾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1984-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鼓励老同志集体退休。1985年8月31日,昆明军区停止了办公,从接到中央军委精简整编命令,到最终昆明军区画上句号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11大军区合并成7大军区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裁撤军级单位。1985年中国军队总员额总共有410万人,按照邓小平的指使,裁剪军队100万。这种裁减比例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当时的36个野战军,从军长到战士,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问题。XLW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后来他在广州时私下透露朝鲜战争我军损失兵力达70万到100万。

可以说毛主席对汪东兴特别信任,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而汪东兴终生敬佩毛主席,在主席身边兢兢业业的工作。毛主席曾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对裁军百万这样浩繁艰巨的工作,该从哪里下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以三总部为突破口。

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着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1958年朝鲜回国后驻防重庆。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平叛。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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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总部入手,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1975年他在主持军队整顿时就提出:“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丁盛奉命组建“丁指”,亲率54军的130师取得了“瓦弄大捷”。活着的黄继光——陈代富就出自于该师。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丁盛被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汪东兴不仅工作细心,而且军事素养也不差。当年在中央苏区时,他参加了不少战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去北平的路上以及在香、搬进中南海,都是汪东兴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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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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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2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央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

1932年,由团转党。

在新疆建设兵团,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毛主席逝世后,汪东兴对主席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主席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不仅如此,每逢毛主席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日时,他还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

1984年11月他在谈到百万裁军时说: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还说过,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副职多了,就官僚主义泛滥。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具丁盛自己回忆:

1976年11月,汪东兴和许世友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不仅如此,1982年,邓小平在审批关于解放军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的方案时写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 文革期间,新疆闹的很厉害。中央为解决新疆问题,召我和其他领导到京开会。恰好广东为成立革委会之事,黄永胜等也在北京,还与丁盛住在一个宾馆里。春节前夕,丁盛下楼串门,碰巧看到黄永胜夫人项辉方(时任广州军区办公室主任)在安排春节时到101(东北时期林彪的代号)家里拜年。丁盛听到了也要去,后经批准同意了。在见到林彪后,丁盛乘机提出不愿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想法。黄永胜指着丁盛对林彪说,‘他适合在野战部队工作。’两个月后,中央命令丁盛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久黄永胜任总参谋长,丁盛任军区司令员。”

1978年8月10日,中央团校举行开学典礼,汪东兴等人出席了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讲话和批示对三总部的同志触动很大。后来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即强调了三总部要带头,并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一条原则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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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小平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由于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结果导致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用一些人的比喻说,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不能落实。这种状况,连负责落实精简工作的人也大伤脑筋。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丁盛对文革中贬逐到广州的老帅和领导如朱德,叶剑英态度较冷淡,可能为自己将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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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早在1980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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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1981年底,他又指出,解决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弊端,用简单的改良办法恐怕不行,“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ZL,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z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z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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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他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

事隔不到半日,邓小平进一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他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到军队精简100万时明确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MZD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感激,顺从地点了点头。

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5年的精简整编,主要采取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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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丁盛的厄运,也就源于这一天晚上。

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MZD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而丁盛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交”,即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这天晚上,我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我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我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

“政”,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

上述改革体制办法,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4年10月—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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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信任的警卫,军级首长被就地免职。1977年3月,停职审查。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

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舒云点评:汪东兴与毛家湾亲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兴下监狱了)。

从成昆之变看邓小平裁军的决心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升天之后了。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②发生在1985年裁军中的成昆之变,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风格。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的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巨大变化!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

张司令员心情很坦然。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张司令员带着军区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还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成都军区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军区的领导具体协商。

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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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的确,从国家建设长远利益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保留成都军区要比保留昆明军区合理得多。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当主管整编的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将军采纳多数人的科学意见,主张“成昆合并,定点成都”时,他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着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8月14日,邓小平亲自发布昆明与成都军区合并的命令。昆明军区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

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此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拿昆明军区开刀,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巨大决心。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XLW

巨大的成效,深远的意义

根据丁盛、徐景贤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廖汉生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盛与马天水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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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关人员分别精简了60%、、52%,处以上机构减少了近1/6。原先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几所军事院校合并。各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从1985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上述行动的结果,使人民解放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奥门新萄京888,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之际,中国区从总体上完成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至1987年,这一浩繁的众口皆碑的“工程”胜利完成。

廖汉生又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HGF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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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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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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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世友十分不满。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

他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人们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小人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20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

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送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走时,他的那些老部下还要凑钱替他买车票。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和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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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

“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

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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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 耀 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 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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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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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 耀 邦同志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赵 紫 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 席组成,他们是: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舒云点评:汪东兴与毛家湾亲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兴下监狱了)。

也就是说,胡 耀 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升天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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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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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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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XLW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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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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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 耀 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XLW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丁盛的意见,对丁毕恭毕敬,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其实早在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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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20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和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XLW

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

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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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 耀 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 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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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 耀 邦同志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赵 紫 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 席组成,他们是: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也就是说,胡 耀 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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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后 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迟泽厚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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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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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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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 耀 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XLW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丁盛的意见,对丁毕恭毕敬,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其实早在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磨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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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

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

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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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做战备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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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

四人帮倒台后 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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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迟泽厚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揹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漫漫申诉路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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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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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

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 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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