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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枪毙也无须张作霖30万元保密费的报社媒体人,

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61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叫《申报》的报纸。美查是想用办报纸赚点钱,来弥补做生意的损失,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办成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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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 由于历史教材的叙述,很多人对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言论自由,也不可能存在言论自由。但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实往往是错误的,至少在段祺瑞当政期间曾经有过较为自由的言论环境,而袁世凯时期在对待言论上则是诸多限制。 “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这是北洋军阀政府掌门人段祺瑞总理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的拍板表态。 段祺瑞是一个共和意识比较强的军人政治家。他在辛亥革命中和之后的民国初期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时,他做为朝廷派到武汉前线镇压革命的军事指挥官,到任后一反前任冯国璋对起义军猛冲猛打的做法,尽管当时北洋军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他却下令停战,并领衔46位高级军官给朝廷发长篇电报,要求清廷顺应民意实行共和。特别是1912年2月5日,段祺瑞与部下联署发电报给中央,威胁清廷,如再不实行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等于下了最后通牒。这对推翻清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最后一击。7天后,清皇室宣布退位。 有人说段祺瑞逼宫是为其主子袁世凯夺权效力。但当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时候,段祺瑞也是极力反对的,尽管他是袁世凯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的夫人还是袁世凯的义女,但他在袁世凯决定当皇帝的时候即公开表示反对,并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回家,宁可不当官,也不当媚权的反动派。在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之后,袁世凯要他出山帮助维持局面,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撤销帝制。 段祺瑞第三次维护共和是在张勋率领辫子军打入北京复辟清王朝期间,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反复辟的军事联盟,打到北京,一举粉碎了复辟的闹剧。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 段祺瑞是个开明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权专制统治后,半年的时间里,全国的报纸从100多家增到了500多家。还相继成立了20多家通讯社。 那时候报纸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些地方主政的军政府的临时法律也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包括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等,并且是说了就实行的。当时的国务院还专门设立新闻招待所,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接待记者采访。这一段时间被称作“报界之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被袁世凯终结了。 1913年,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律,规定办报要先缴纳350元保证金,报刊发行前要送警察局备案,并规定“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等内容不准登载。 这一年,袁世凯封了许多报馆,500家报刊只剩下了139家。新闻史上把这一段历史称作“癸丑报灾”。 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乱党”办的报纸或支持同情乱党的报纸予以查封。袁世凯还抓了一些新闻记者,也有新闻人被杀。 袁世凯还有软的一手,对许多报纸采取用金钱收买的策略,或给报纸资助、津贴,或给报人润笔费、车马费;或请记者编辑吃大盘子。也有袁世凯收买不动的媒体。例如《国光新闻》,猛烈抨击袁世凯的政府,影响很大。袁世凯派手下拿10万元到报社贿赂,报社拒之不受。 袁世凯时期的报纸都是民办的。袁世凯想办御用报刊,也走民办的路子。当时《亚细亚报》是最主要的御用报纸,就是民办的。 在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期间,许多报纸大量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特别是上海舆论界,大都不支持恢复帝制。袁世凯采取收买策略,派人携带巨款与各个报社谈,想用钱换取报界对自己的支持,但是遭到拒绝,因为报纸都不愿意违背民意。这些报人敢于违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旨意,也拒绝金钱的诱惑。袁世凯没有办法,就指派北京的《亚细亚报》到上海办报。上海《亚细亚报》刚刚出版,就被反对帝制的义士投放了两次炸弹,吓得办报人不敢办下去了。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期大约一半的时间,中央政府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 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段祺瑞说了本文开头那段话,拍板放开报禁。中央政府内务部还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出两次通告,要求:现在时局正适合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此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 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释放能量的前提,如果段祺瑞将言论自由完全禁锢了,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按照军阀政府的部署发声,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由军阀们信得过的在政治上与其保持一致的人担当,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发生,文化领域里的巨匠也不会产生。 尽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会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具体情况随掌权的军阀是开明还是残暴差异比较大,但由于段祺瑞开了个好头,总体上来说要比袁世凯时期好得多,比以后的国民党时期也好得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共产党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活动家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的。 “先有报,后有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办过程的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通过办报纸被苏联人注意并与之联系的。苏联人通过他们传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和汇集了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在日本留过学,也都在着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手下做过报纸编辑或撰稿人,陈独秀到北大做教授,李大钊到北大做图书馆馆长,也都是章士钊向老朋友蔡元培推荐的。 陈独秀在袁世凯时期创办了《青年杂志》,到了北洋军阀时期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当时,《新青年》是中国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新青年》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如李大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新青年》对文化的普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了胡适写的被誉为白话文圣经的《文学改良刍议》,奏响了文学革命的序曲,引发了白话文运动。 那时,李大钊还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们宣传革命,鼓动造反。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军阀统治既反动又蛮横,暗无天日。但他们却放开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允许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尽管军阀们不高兴了会封报纸,但这些革命者可以继续办报。《湘江评论》被封了,毛泽东再办《新湖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封了,周恩来再办《觉悟》。 那时候的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和军阀的文章,一方面表明那时候的办报人敢说真话的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军阀在控制舆论方面的宽松。 举个例子,着名报人成舍我主编的《世界晚报》,敢于主持正义,批评时政,批评北洋政府。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记念21条国耻日,被军警打伤了几十人,《世界晚报》当天晚上就头版头条报道,严厉谴责政府,问责部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当时有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阀统治“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报纸敢公开与政府作对。 再举个例子。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八国通牒而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发出政府抚恤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但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还是把学生说成是受到共产学说挑唆的暴徒,说卫队开枪是因为学生抢夺枪支,由于学生先开的枪。卫队才自卫还击,并不是政府下令屠杀示威者,段祺瑞事先并不知情。 但由于那时候舆论阵地没有掌握在执政府的手里,京城报纸一致谴责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也着文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鲁迅连续发表7篇文章,把三一八称作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愤怒的舆论传达了沸腾的民意,最终导致内阁总辞职,段祺瑞的政府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如果不控制舆论,枪杆子单枪匹马维护政权是很难的。难怪马基亚维里清醒而深刻地指出,专制权力的维系必须同时依靠暴力和谎言。 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留下了摧残新闻自由的大污点和恶名。他们1926年杀入北京时,杀害了两个着名的报人,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悲惨的事件。 邵飘萍是张作霖下令杀害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而真实原因是邵飘萍此前支持了与张作霖交战的冯玉祥和叛变张作霖的郭松林,因而被张作霖残忍地杀害了。 林白水是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杀害的,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是敢于说人话,说真话,他不畏权贵不怕强暴,面对残暴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依然敢唱反调,揭老底,他在报上撰文揭露了张宗昌及其亲信的劣迹,讥讽抨击了军阀。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林白水是中国新闻人的楷模,他的一句名言应当做为中国所有新闻人的永恒的守则,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两个土匪军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杀害了两个着名的报人,奇怪的是,他们却不封报纸,他们的原则是“只杀报人,不封报馆。”为什么呢,他们的逻辑非常可笑,杀人而不封报,就不算摧残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匪出身的军阀也把摧残舆论看得比杀人还恶劣。 张作霖和张宗昌也都没有好下场。张作霖被外国人炸死了,张宗昌则是被仇人的儿子刺杀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恶名,是恶的象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其巨大的通讯社必须被提及,这就是1920年7月由苏联人在上海创办的《中俄通讯社》。 这家通讯社是苏联人为了策动中国的赤色革命而创办的,其本意不是为了做新闻,而是以通讯社为掩护,在中国寻找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培训共产主义者,组建共产党。 苏联人魏金斯基,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创办了这家通讯社。他与助手杨明斋带着上级的指示和钞票,怀着发动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来到了上海。杨明斋是一个去俄罗斯谋生的中国人,在俄罗斯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被派回中国发动革命。 魏金斯基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活动家,1920年8月,也就是《中俄通讯社》开张后1个月,他就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1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 《中俄通讯社》实际上还是中国的第一个“党校”,它培训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个留学“中介”机构,招了不少热血青年,送到俄国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选拔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能量巨大。

在这以后,特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报纸的发达,催生了一种叫“记者”的职业出现。虽然现在记者总被笑称“妓者”,可在民国时期,记者不但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还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在面对生杀予夺的权贵军阀时,不少记者更是以其铁骨铮铮、毫不退缩的硬汉姿态出场,在新闻史上写下极具光彩的一笔。

邵飘萍,男,汉族,浙江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

黄远生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邵飘萍非常擅长做采访。当时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的厉害就在于“使言者无所遁饰”,即采访对象无法回避和搪塞。汤认为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被称为是记者的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第一个应该被提到的民国记者必须是黄远生。算起来,他从事新闻行业总共才3年多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新闻行业干3年,基本上还是处于摸爬滚打阶段的“新兵”。可就在这3年时间内,黄远生创造了多项“第一”: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第一个使用“通讯”这种新闻题材并将之打造成中国新闻界的品牌,同时,他又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最后,他是中国第一位被暗杀的独立记者。

这里说一个邵飘萍采访的小故事。1917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经常闹矛盾,史称“府院之争”。为了了解“府院之争”的真相,邵飘萍决定去采访当事人段祺瑞。这个采访的艰巨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飘萍此前与段祺瑞素未谋面,没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个“传统”,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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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邵飘萍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有过权衡的。当时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占了上风,应该是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见解。于是,邵飘萍选择在一个深夜登门拜访段祺瑞。果然,后者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两人畅谈到次晨3点。邵飘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

黄远生干过很多牛逼事,其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当属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邵飘萍之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

虽然从业只有短短3年时间,但靠着大量新闻通讯和时政评论,黄远生在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在筹备称帝的袁世凯所垂涎不已的。因此,袁世凯不顾黄远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把他笼络到旗下。此为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少了一位劲敌,二是多了一位旗手,三是获得礼贤下士的雅名。大约是1915年秋天,袁世凯下达聘令,“聘请”黄远生担任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这份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毫无好感,一有机会就对其讽刺挖苦。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在其主编的《京报》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张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还亲自写了点评。张作霖的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邵飘萍还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称“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对于袁世凯这种近于“霸王硬上弓”的“聘请”,黄远生虽然很反感,却也不敢明言拒绝。谁想袁世凯得寸进尺,派人对黄远生说,如果他写文章鼓吹帝制,必将得到10万元的润笔费和部长职位。

这可把张作霖气得吹胡子瞪眼。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邵飘萍。

钱和权,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东西。此时的黄远生是何种心态,我们已经无从仔细揣摩。不过,在这之后,黄远生的确写出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的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邵飘萍躲进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张作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买通了一位叫张翰举的文人,把邵飘萍骗了出来。旋即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枪决”。

袁世凯不满意,派人逼迫黄远生重写。这就把黄激怒了。9月3日,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途中写出《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到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解除《亚细亚报》总撰述一职。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一代报人就此飘零。

10月24日,黄远生为了躲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纠缠,远走美国。不幸的是,作为一名远离党派之争的独立记者,黄远生不但抨击袁世凯,而且也曾经多次批评国民党,因此,这两派都不待见他。当黄远生来到旧金山后,由于当地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并不知道黄远生与袁世凯决裂的消息,误以为是后者派他来美国鼓吹帝制,就派出刺客暗杀了黄远生。

这一年,黄远生年仅30岁。

顺便说一下,该案到70多年后才水落石出。原来,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打死了黄远生。有证据显示,林森有可能受到了孙中山的号令。

邵飘萍:枪毙也不要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

邵飘萍与黄远生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新闻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后者创造了通讯这种体裁,后者把新闻采访当成一门学科搬进了北京大学教室;他们都对同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进行过报道;他们都是无党无派的独立记者,没有特殊的权力作为后台;他们对当权者的新闻监督都不留情面,十分尖锐;不幸的是,他们都死于非命,而且遇害时都相当年轻。黄远生年仅30岁,邵飘萍也只有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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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非常擅长做采访。当时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的厉害就在于“使言者无所遁饰”,即采访对象无法回避和搪塞。汤认为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被称为是记者的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这里说一个邵飘萍采访的小故事。1917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经常闹矛盾,史称“府院之争”。为了了解“府院之争”的真相,邵飘萍决定去采访当事人段祺瑞。这个采访的艰巨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飘萍此前与段祺瑞素未谋面,没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个“传统”,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但邵飘萍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有过权衡的。当时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占了上风,应该是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见解。于是,邵飘萍选择在一个深夜登门拜访段祺瑞。果然,后者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两人畅谈到次晨3点。邵飘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

邵飘萍之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毫无好感,一有机会就对其讽刺挖苦。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在其主编的《京报》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张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还亲自写了点评。张作霖的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邵飘萍还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称“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这可把张作霖气得吹胡子瞪眼。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邵飘萍。

在这种情况下,邵飘萍躲进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张作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买通了一位叫张翰举的文人,把邵飘萍骗了出来。旋即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枪决”。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一代报人就此飘零。

林白水:“骂”出来的盛名

前面说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这个外号是著名记者林白水给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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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版本是,林白水曾经在报纸上把张宗昌讽刺为鱼肉百姓的“狗肉将军”、遇上敌人就跑的“长腿将军”。一来二去,“狗肉将军”的名号就传遍天下,以至于作家林语堂都写过一篇文章《狗肉将军回忆记》,该文收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

其实,张宗昌是不吃狗肉的。

在民国时期,林白水以“善骂”出名,而且,他骂过的官员下场都不妙:轻者被削去官职,重者锒铛入狱。

1917年,中国曾经发生一起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舞弊的丑闻,导致局长王家俭受到调离岗位的处分。这还不能完事,最后,交通部长许世英也受到租车案的牵连,顶了个“用人失察”帽子被迫辞职。王家俭则遭到逮捕入狱。这件事情,就是林白水捅出来的。

当时的财政总长是留美博士陈锦涛。有一次,这位财政总长收受了五万块钱的贿赂,被林白水知道了,当即就发表到报纸上。陈锦涛很有自知之明,马上到国务会议上坦白此事,“自请查办”,并辞了职。可他还是没有逃脱惩处,被地方厅抓捕,经法院审判,判了徒刑。后来蒙总统黎元洪特赦,才放了出来。

与记者生涯比,林白水的“骂史”更悠久。

被枪毙也无须张作霖30万元保密费的报社媒体人,在信息史上写下极具光华的一笔。1904年,慈禧太后筹办70大寿,到处征集贺联。林白水便写了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923年,林白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赶猪运动》。文中,林白水将国会议员斥为“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还给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取了一个绰号,叫“吴大头”。

总之,林白水的一生,是驰聘“骂”场的一生。不管是正襟危坐的各色政客,还是生杀予夺的各路军阀,都被林白水骂得狗血喷头,暗无天日。不过,林白水成名于“骂”,也最终栽倒于“骂”。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军入京。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骂了张宗昌的手下潘复。怎么骂的呢?林白水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怕别人不懂,林白水还在文中做了解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潘复是绿林好汉出身,行事没有那么多规矩,第二天就派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抓捕了林白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林白水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毙。

此时,离邵飘萍被杀仅仅100天。人们便感言:萍水相逢百日间。

当然,作为一名在新闻史上挂名的记者,林白水的本事绝不仅仅是“擅骂”。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位留学日本专门修习新闻的人,林白水这辈子办了十多种报纸,影响都很大,如《公言报》、《新社会报》、《警钟日报》等;而且开创性地使用白话文办报,甚至一度使用“白话道人”为笔名。1904年3月,陈独秀以白话文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深受林白水《杭州白话报》的影响。

由于林白水写的文章通俗易懂,行文诙谐,很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张高峰:令蒋介石龙颜大怒的战地记者

《大公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0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走出了很多知名记者,如范长江、徐盈、子冈、吕德润、高集、黎秀石、朱启平等,张高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高峰的成名作,是那篇描写河南大饥荒的《豫灾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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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年12月,张高峰被《大公报》派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从四川到河南要途径陕西。张高峰在陕西靠近河南一带,看到到处都是流浪的灾民在沿街乞讨。到了河南的地盘后,更是触目惊心:这里已经不是乞讨了,随处可见饿死在路旁的灾民。有时候前面一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醒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42年,河南遭遇了“水、旱、蝗、汤”四灾,饿死了数百万人。“水、旱、蝗”灾好理解,什么是“汤”灾呢?“汤”灾,是指国民党统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发生灾难之后,汤恩伯的部队不但不积极救灾,反而趁火打劫,在灾民的头上雪上加霜。

如果仅仅是天灾倒也罢了,张高峰在洛阳、豫西、豫东、淮阳等地调查发现,虽然河南发生巨大的灾情,当地国民政府却封锁消息,不使之外露,也不向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报告。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固执地认为民间传言河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谣言,他根本就不信河南发生了灾荒,因此,下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这就导致了河南民众在遭遇巨大天灾的同时,遭遇了更加无情的“人祸”。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把在河南叶县采访所得写成通讯稿《饥饿的河南》,发到重庆《大公报》。编辑王芸生把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第二天,王芸生根据《豫灾实录》写了一篇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一通讯一社评,经《大公报》刊发后,在重庆乃至于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该报道“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这边,汤恩伯气急败坏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张高峰逮捕,并将他关押了半年,到1943年8月份才释放。

彭子冈:新闻战线上的“女剑客”

撷得鲜花蜜尚甜,

北城静卧女中贤。

一支塞外江南笔,

无语情伤五六缘。

这首诗中的“女中贤”,写的就是彭子冈。作为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几位女记者之一,彭子冈以大量鲜活生动、有棱有角的通讯,成为当时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女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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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冈是“文青”出身,中学时代就得到叶圣陶的赏识。1936年,她进入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社,担任助理编辑,从此便与新闻事业有了21年的不解之缘。

作为记者,彭子冈有着鲜明的个人特性。当她在重庆《大公报》做记者时,有一次要赶出去做采访。因为路途远,时间紧,她跟同路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商量,搭他的便车。潘公展开始满口答应,后来却爽约先走了。彭子冈当即就发飙了,“这样当面承诺转眼就不算数,尽说狂话,那以后他要向我们记者发表谈话时,我们也当他‘狂话’报道好了。”

潘公展何等人物?他可是当时的重庆新闻文化界的“一霸”。《大公报》的总编辑见了他都得谦让三分,恐怕也只有彭子冈,才敢这样不留情面地数落他。

后来,潘公展找了一个机会,为这件事向彭子冈道了歉。

曾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他有一个外号,叫“哈哈孔”,形容其行事左右逢源,不走极端。这个外号,据称与彭子冈有关。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秋天,孔祥熙在一次集会上谈起了营养运动。他饶有兴致地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只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吃糙米,那是含有维他命ABC多种营养的食品……”

就在孔祥熙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彭子冈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这几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仁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

孔祥熙立即愣住了,他没办法回答,只能是打起了哈哈,“哈哈,哈哈,散会。”

“哈哈孔”从此成为孔祥熙的外号。

龚德柏:双枪镇住国军名将

民国记者多奇葩,龚德柏更是奇葩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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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德柏是湖南人,少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就干起了记者的活儿,并潜心研究日本问题。1921年,他翻译了两本日本书籍《菊之根兮》和《蹇蹇录》。龚德柏在序言中大胆预测,“中日必有一战”。这时,与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还有10年。由此可见龚德柏惊人的预测能力。

龚德柏之成名,却是因为他的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以至于人称“龚大炮”。顺便说一下,孙中山也被人称为“孙大炮”。两者在敢于说话方面,还真是可以“惺惺惜惺惺”。

当时,先后被暗杀的邵飘萍和史量才在新闻界很受推崇,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死。但龚德柏不这么想。他公开发表文章,说邵飘萍拿卢布,史量才拿日元——这两种行为,都是当时非常犯大忌的事情。

不过,这与后来龚德柏骂孙科,还真是小巫见大巫。

1948年,国民政府曾经搞了一次“总统”选举。程潜与孙科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程潜是湖南人,与龚德柏是老乡。老乡当然要帮老乡了。怎么帮?骂。

那时候,龚德柏正好主持《救国日报》,掌握了舆论机器。于是他利用这种报人身份,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孙科贪污受贿。这当然是莫须有的指控。大家知道,孙科是孙中山的后人,还是有点雅量,对于龚德柏的文章自然一笑置之。

可是龚德柏却得寸进尺,在报纸上以百姓来信的方式说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来招待外宾,还曾经因此事被孙中山打骂。这可不不得了了。两位国军名将:张发奎和薛岳,当即率领60国大代表去砸报馆。

张发奎和薛岳是何许人也?前者是北伐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铁军”创始人(叶挺是其部下),官也做得很大,一路从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一直做到到陆军总司令。后者在抗战期间有“战神”之誉,发明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了一块自由勋章。

到了报馆,国大代表们见人打人,见物砸物。报馆里的人也毫不含糊,举起板凳椅子反抗。这时,张发奎和薛岳准备上楼活捉龚德柏,却突然被后者用双枪指住——两人顿时傻眼了。身经百战的名将,就这样被一名书生镇住了。最后只能是骂骂咧咧几句,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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