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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张闻天与毛泽东恩怨,张闻天文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泽东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

奥门新萄京888 1张闻天彭德怀文革中被批斗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被打为“彭、张、黄、周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又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殴打,最终病逝。在他死后不到100天,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了。 张闻天为什么支持彭德怀 1959年7月上庐山之前和上庐山之初,张闻天与彭德怀有过几次交谈,二人对到各地视察所发现的“大跃进”的恶果都忧心忡忡,并认为问题的产生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等,他们的看法颇为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类似于1935年张、毛两人的“阴谋”,但张闻天与彭德怀两人肯定没有“变换中央领导”的意图。 会议前期,张闻天内心想法颇多,并曾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谈谈有关“大跃进”的问题以使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小组会上他却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平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公开印发后,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他的意见或者肯定他的做法,但也有少数“说话很有份量”的毛身边的重臣公开表示反对,到7月20日左右,有关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和对此信的支持的小道消息已经在庐山上传播开来。正在这形势渐趋紧张之际,张闻天下定决心开始准备发言提纲,公开表示对彭信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给他打电话“通风”,要他发言时不要提“大炼钢铁”的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毫不为之所动。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整整讲了3个钟头”。 如果说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感性成份更多一些的话,张闻天的发言则充满了理性的锋芒,更有说服力。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错误”,还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这篇发言简直就是一个理论报告,其矛头隐隐指向毛泽东。 显然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的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更具威胁性,不能不全力对付了。张闻天发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毛的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遭受猛烈打击,从此被排除出决策圈。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是想在关键时刻推动会议向反“左”的正确方向行进,也不排除条件成熟时在一定程度上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使之彻底“退休”的成份。从会议进程来看,彭德怀写信后一个多星期里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而张闻天发言后才两天毛就急不可待地发起“反击”,可见张的发言的确对庐山会议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许正因此,近年来有文章对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颇有微词,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毛泽东就不会“反右”,对“大跃进”一定程度上的“纠偏”就不会中断,“大跃进”也就不会发展到两年后的大灾难。这种观点表面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是混淆是非。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实际上是很浮浅的,他固然想扭转经济上的困境,但对“大跃进”却“还要坚持”,庐山会议的意图是要使高层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鼓起气来”,继续沿着他指示的航向“大跃进”,所以,不管庐山上是不是闹那么一出“大转折”的戏,“大跃进”是不会停息的,大灾难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张闻天们在庐山上的抗争是避免灾难的最后努力,也是改变历史的最后机会。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具有拯救国家和民众的历史性意义,只可惜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张闻天文革中被殴打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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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 21959年8月7日,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现场。图/FO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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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  

1988年9、10月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看到了一个发旧的、窄窄的小黑皮本,里面罕见地记录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详实情况。

(1)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 瞿秋白 向忠发 博古 张闻天 毛泽东……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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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皮本的主人,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兼职政治秘书、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李锐。这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工作笔记本,他后来正是主要凭着这个笔记本,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

(2)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毛泽东此时由张闻天扶上位置,利用其军事指挥能力取代周恩来逐渐掌握实权,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张闻天一共担任了8年的总书记,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

一把钥匙解党史

李锐1950年代初担任《新湖南报》社长时,李冰封是副刊组组长,两人关系很好。他当即给李锐打电话,希望《庐山会议实录》能在湖南出版。李锐答应了。

(3)张闻天的三大功绩:知人善任,提拔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实现国共合作;领导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在1943年以前,洛毛相处融洽,属于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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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家中,李冰封走进书房,寻出了珍藏的最早版本。87岁的他,一生嗜书,现在每天阅读量仍然很大,常常看书至凌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这个版本,如今早已绝迹,黄绿色的封皮已经发旧了。

(4)张闻天得罪毛泽东: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张闻天写信劝其慎重考虑,以免影响领袖形象,毛泽东记仇(此时六中全会共产国际已明确毛泽东为领袖,张立即决定把位置让给毛);庐山会议(反大跃进;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管外交;作为中央委员的驻苏大使;)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

当时,市面上已有几种回忆庐山会议的书,但要么失真,要么简略。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李冰封心中,原本不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恍然大悟。

(5)南汇(惠南镇);河海大学;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

“反党集团”追随者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

1959年6月30日,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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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

这天,部分接到会议通知的在京人员集中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薄一波、康生、吴冷西、田家英以及部分部长。

惹人怨怒因红颜

   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召集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了话。他说,这次是上庐山开“神仙会”。所谓神仙会,即是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形下,为“大跃进”降温,到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明确国内的形势和未来的经济走向,同时避暑、闲游。他还传达了会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7月3日,庐山会议开始,首先是小组讨论。从这天起,李锐开始在自己的黑皮本上作详细的会议记录,一直到会议结束。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黑皮本,日后会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最重要原始材料之一。

忍辱负重二十年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会议原本定于7月15日结束,但7月13日,深感忧虑的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的同时,他力陈“左”的危害,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等意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14日,毛泽东收到信。16日,信被下发各小组讨论。7月21日,张闻天不听深知内情的胡乔木的劝告,发言长达3小时,旗帜鲜明地赞同彭的意见,并列举事实,直陈“三面红旗”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党内民主作风的缺乏。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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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一早,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李锐的小黑皮笔记本几乎全文记录了讲话内容。毛称:“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形势急转直下。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的人来说,这一讲话如同当头棒喝。散会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李锐一起沿着山路散步,“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

当晚,李锐心中积郁,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南省委常委、副书记周惠住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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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周小舟比较激动。他说,毛的讲话若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最终将导致党的分裂。他表示,想找毛泽东谈一谈,争吵一顿也好。

一鸣惊破庐山雾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当时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最后,周小舟决定去找总参谋长黄克诚谈。李锐不同意,觉得有搞小组织的风险,但拗不过周小舟。在电话里,黄也不同意他们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些。但周小舟坚持要去,黄只好同意。谈到晚上10点,彭德怀正好拿着一份军事电报来找黄,李锐敏感地觉察到不妥,于是催着周小舟和周惠离开了。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俩惹下终身大祸。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

果然,此次碰头,后来被称为“23日夜事件”,也即“军事俱乐部”的由来。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不满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

7月31日和8月1日,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列席,彭真要求李锐做详细记录。这两次会议,实际是从1930年代开始,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

8月1日,毛泽东讲话后,朱德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林彪第二个发言,“声色俱厉”地为彭德怀定了调:“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忍辱负重二十年

列席会议的彭真问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箭靶子射谁”?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刘少奇回忆了1935年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的事情,说:“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周恩来在中间插话:“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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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这两次会议时,李锐就坐在彭德怀的斜后面。他看见彭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冷静得过头,痛苦的感情似乎藏得很深。李锐心里非常痛苦,手常常不听指挥,字迹潦草如天书。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之后,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接连三天揭批“军事俱乐部”,李锐亦被毛列入其中。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拂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

8月16日,全会通过一个公报和四个决议。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将彭等人定性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及其追随者”。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分析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

   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毛泽东故意问会议主持人周恩来:“追随者是哪个?”周答:“是李锐。”毛说:“李锐,不是我瞧不起你,你不是中央委员,你不够格。”当年向下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这些都做了传达。李锐的老朋友中,有人说:“李锐真完蛋了。”

留得光辉在人间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

庐山会议后,在水电部大会上,李锐前后挨批三个月,被开除党籍。水电系统还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1960年3月,李锐被下放北大荒劳改。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期间,为了便于组织上对他作彻底的“清算”,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和来往信件等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却唯独保留了这个黑皮笔记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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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山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李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69年10月18日他被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化名“张普”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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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本失而复得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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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劳改期间,李锐亲身体验了“三面红旗”的恶果,自己也差点饿死。后来,在田家英的努力下,由李富春出面,他被调到黑龙江虎林镇发电厂,摆摊卖菜籽。1961年,他被调回北京。两年之后,他再次被下放,在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当了文化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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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张闻天与毛泽东恩怨,张闻天文革中被围殴。1967年8月,中央专案组来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要他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接触情况。庐山会议期间,他们就大跃进的形势和对毛泽东的看法有过深入大胆的交流,基本持相同的观点。

奥门新萄京888:张闻天与毛泽东恩怨,张闻天文革中被围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李锐问专案组组长是谁,对方回答是周总理。他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这三个人,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举例说明。专案组的人答应口头转告。之后,他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他们带回京。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两个月后,专案组的人再来磨子潭,将这封信退还给了他,说不能代交。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当年写小说、写诗歌,而是如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却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又过了一个月,11 月10 日,安徽省军管委员会来人,以负责人找他谈话为由,要连夜将他带往合肥。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李锐回忆道。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临走前,他在清理物品时,特地在黑皮本的扉页上写了“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遗失。他叮嘱那几个军人,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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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专机将他送到北京,投入了秦城监狱,单独监禁了八年。

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1979 年1 月,李锐获得平反。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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