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地图|网站地图|网站标签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奥门新萄京888:华夏文物2009年第6期,考古二零一

目录

目录

2016年度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工作成果丰富,尤其以西朱村曹魏大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洛阳北魏宫城八号建筑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等遗址、墓葬的揭露为代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以宗教和商贸题材为主的中外交通研究增多。

2012年考 古第1期

○本刊专稿——佛教考古

 

 

一城邑及建筑遗址

(总532期)

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延安市考古所 安塞县文物旅游局

●考古发现

●考古新发现

四川地区针对蜀地三国时期遗存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涵盖成都16个市区县,对这些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收集刊布部分出土文物资料,对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芳、樊博琛、曹静等报道了调查的遗址、遗迹情况,并探讨了相关问题(《中国文化遗产》6期)。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队

南阳市万家园M181发掘简报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

富弼家族墓地发掘简报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4)

2007年,山西大同操场东二号遗址发现汉代、北魏、辽金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灰坑,最重要的是北魏粮仓遗址。北魏粮仓遗址的地层大致为四层,即汉代、北魏、辽金明清与现代层。其中北魏层位最厚,厚100厘米~142厘米,为夯筑建筑基址,夯层厚8厘米~12厘米。夯土台基表面距今地表1米~1.2米,整个台基表面都存在红烧土层,厚10厘米~44厘米。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推测年代下限为北魏末年。

 

重庆潼南县千佛寺摩崖造像清理简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摘要】2005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阳市万家园墓葬区清理了春秋时期的墓葬M181,该墓规格较高,为一椁两棺、三鼎二簠。从出土的随葬品看,既有中原器物,又有楚器,这种文化共存现象,反映了当时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仍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因素。

【摘要】2008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北宋中期宰相富弼夫妇及其家族墓地,墓地规划整齐,排列有序,层次分明。随葬器物除墓志外,仅出土有少量遗物和壁画。其富弼墓志方1.41米,碑文近7000字,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文辞优美,书法兼备楷、行、篆、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安地区首次发现唐代粮仓类遗址,至少有3排24座,还有不少粮仓及相关遗迹被现代道路和建筑占压,可能是太仓遗址。徐龙国对此进行了论证。

目      录

○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南阳;   春秋中期;   高级贵族墓

【关键词】富弼家族墓地;   墓志;   北宋中期

2007~2009年发掘的吉林和龙西古城外城北门址、内城南门址及内城排水设施遗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古城城址的文化内涵,还为深化渤海都城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

○考古前沿

吉林白城市双塔遗址一、二期遗存的相关问题    段天璟

 

 

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城址的修筑年代及墙体下层应属西汉晚期,但墙体上层的年代则可能进入了西晋时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五号建筑遗址………………………………………………

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    倪润安

新乡金灯寺宋墓发掘简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12)

●考古研究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大批文物,所属时代主要包括汉代、六朝、唐宋及明代等(《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联合考古队(3)

宋、元《大食瓶》新解   马文宽

【摘要】2006年7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新乡金灯寺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出1座隋代墓葬和23座宋代墓葬,为隋墓和宋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渭水流域史前陶窑分期初探     吉笃学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确认了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仍有改建。

○新发现·新进展

○读书与思考

【关键词】金灯寺墓群;   宋墓

【摘要】渭水流域的史前陶窑可分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期、庙底沟期、西王村期和龙山时代五个时期。从形制上来看,渭水上游地区的陶窑均为横穴式,接近于渭水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期陶窑。渭水上游地区始终保持着以红陶为主的文化传统,而渭水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之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却一改红陶作风而大兴灰陶。陶窑结构和技术的改变可能是导致渭水上游和下游地区自龙山时代开始陶器颜色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199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其中的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

林西井沟子的早期游牧遗存及其他——《林西井沟子》读后   马艳  郑君雷

 

【关键词】陶窑;   史前;   分期;   红陶;   渭水流域

福建博物院介绍了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出土的两晋至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龟兹研究院(7)

本刊2013年1~12期总目索引

●考古研究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在临江市河南屯遗址地表采集的板瓦及瓦当推断,该遗址在渤海时期应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与抚松新安遗址类似,均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根据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李晓东对渤海文字瓦模印文字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界定了渤海遗存三期说的时间节点。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

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

晋南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的分期研究    张冬煜   (19)

奥门新萄京888,夏都“河南”在偃师     许顺湛   (25)

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项目取得一定进展。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了2015年清理的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迹、遗物。后又刊布了包括隋唐城内外流经的河流和人工开凿的渠道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龟兹研究院(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延安市考古所 安塞县文物旅游局

【摘要】晋南地区的半坡期遗存与渭水流域半坡期遗存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庙底沟期遗存中的尖顶瓶之重唇口等典型特征,在晋南地区半坡期遗存的早段已经出现,发展序列基本清楚。同时,该地区的半坡期遗存在晚期受到渭水流域的强烈影响。因此,该地区的庙底沟类型之源似可追溯得更早。

【摘要】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寻,而此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的都城“河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国都。

安徽省博物馆等介绍了唐时期河道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厘清了运河在柳孜段使用、管理及淤废的过程。

○调查与发掘

关键词:陕西 安塞  大佛寺 石窟  

【关键词】晋南;   渭水;   半坡;   庙底沟;   分期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   夏代晚期;   都城;   河南

贺云翱介绍了近20年来六朝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包括都城中心区、“西州城”、佛教寺庙遗存及礼制建筑遗存等。

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

摘要:2007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安塞县大佛寺石窟作了调查和发掘。编号的6座石窟中平面形制有方形、马蹄形和凸字形三种,龛有方形、梯形、尖拱形、圆拱形,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力士、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等。石窟整体的年代应为北魏晚期至北朝晚期,个别为隋唐及稍晚。

 

 

根据当时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相关材料,姜伯勤对“城”的形制进行了分类,特别是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城”及与之相关的“城主”“城人”“城局”的职能、身份、权责作了进一步考察,指出其与军镇城防、北齐军制及吐鲁番麹氏高昌时期的传统有关(姜伯勤《论城主与城人城局——唐吐鲁番文书研究》,载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文物出版社)。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23)

 

“人面鱼纹”新探    杨玥   (25)

商代邢都初探    张新斌   (27)

刘庆柱《地下长安》一书是《长安春秋》的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新增了近年西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综合研究,对唐代长安城市、墓葬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系统介绍。张建林、田有前总结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长安城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滕州市汉画像石馆(34)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发掘简报

【摘要】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代表着一种生死轮回观念;鱼作为生死轮回的媒介,引导灵魂重生;上古传说中颛顼、后稷化身为鱼,死而复生的故事,为鱼作为生死轮回的媒介的观点提供了文献资料的支持。

【摘要】本文通过对邢台与温县两地有关邢都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对比研究后,认为商代邢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目前所发现的商代都城的五条标准比较而言,邢都探索只能从河北邢台与河南温县同时加大研究力度,方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结合文献与遗址材料,杨鸿勋《大明宫》一书对大明宫从唐高宗到晚唐时期的部分主要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进行还原。

○研究与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队

【关键词】人面鱼纹;   仰韶文化;   生死轮回

【关键词】商代;   邢都;   邢台;   温县

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扬州城及周边地区从古至今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城市内部布局、交通网络、窑址、墓葬分布等问题。

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的几个问题……………………王炜林  张鹏程  袁  明(54)

关键词:河北   临漳   邺城遗址  北朝   佛寺  

 

 

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汇集历年来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阐述长沙城的发展和演变。

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朱继平(63)

内容提要:2010~2011年,邺城考古队对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外缘围壕的东、南通道,以及寺院东南院北部大殿和四周廊房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初步揭示了寺院围壕中部陆桥式通道,确认了东南院落大型殿堂及周边廊房的建筑结构。出土了板瓦、筒瓦、莲花瓦当等建筑材料和少量陶质像座、陶碗及铜钱。此次发掘对了解北朝晚期佛寺布局结构十分重要。

商代殷都考   阎铁成   (28)

试论殷墟二期中型墓中的北方文化因素     韩金秋   (34)

何继英撰文《唐代青龙镇的功用》(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青龙镇既是一处海港重镇,也是当时重要手工业作坊所在;叶倩《青龙镇遗址出土唐代瓷器的相关探讨》一文亦证实了上述观点(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东出土东周铜 及相关问题研究…………………………………………………吴伟华(72)

 

【摘要】殷地曾是商代的都城,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它并不是位于安阳的小屯,而是位于郑州的小双桥。

【摘要】本文对殷墟二期中型墓中出土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器物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首先归纳种类以及组合,其次通过每种北方文化因素的出土位置探讨其所蕴含的意义,然后将北方文化因素分为单纯和融合型两种,最后根据出土环境对这些中型墓主的身份做了推断,并结合历史文献和甲骨文资料,大致勾勒出殷墟二期北方文化因素来到中原的途径。

赵晓军以湖北出土的《算数书》所载计粮方法为蓝本,通过数理方式计算古代官仓储粮规模,加深了对粮仓规模的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

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马晓亮(82)

重庆潼南县千佛寺摩崖造像清理简报

【关键词】殷;   商代都城;   安阳小屯;   郑州小双桥

【关键词】殷墟二期;   中型墓;   北方文化因素

易立补正了其早年关于该地此类瓦当出现年代和背景的判断(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

○考古与科技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高义夫总结了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时期滴水的特点,其中唐—五代时期的滴水主要流行长条形,饰几何形图案。

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高粱”遗存的再研究………………………………………………

关键词:重庆 潼南 摩崖造像 唐代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田建文   (39)

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特性分析    张渭莲   (42)

二陵墓

…………刘  莉  盖瑞·克劳福德  李炅娥  陈星灿  马萧林  李建和  张建华(91)

摘要: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11年对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进行了发掘,清理面积500平方米,清理窟龛43个、造像283身、文字题记27则。在崖壁上还发现了宋明时期的檐廊类建筑遗迹和,时代可能属于宋明时期。造像题材丰富,雕刻精美,为研究川渝地区石窟寺以及晚期佛教在渝西、川东地区传播路径提供了重要材料。

【摘要】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VII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摘要】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特性的确定,对于厘清商人自身文化发展脉络,辨识夏商周三个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异同至为重要。本文结合历年来的考古资料,从建筑、墓葬、青铜器、陶器、祭祀、占卜等六个方面对晚商时期商民族文化的特性进行剖析。

除了若干新资料的及时刊布之外,绝大部分为对此前墓葬资料的整理发布。一些纪年墓葬的发现,为当地的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出土墓志则进一步补充了文献及志主家族世系。

○读者·作者·编者

 

【关键词】旌介商墓;   杏花;  高辿;  桥北

【关键词】晚商;  民族文化特性;   文化基因

2010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发现的两座“甲”字形砖室墓,可能为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遗存。

读者来信:河南禹州市新峰墓地M16出土印章印文释读(李春桃• 53)  关于《考古》调整“学术动态”栏目的启事(本刊编辑部• 96)

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

 

 

2014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偃师大冢头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墓葬,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方形砖墓,属西晋帝陵陪葬区。随葬品多出于前室,南侧多为陶模型明器,北侧以陶俑为主,其中骑吏俑为本地首次发现。

 

倪润安

试论濮阳高城东周城址的性质    袁广阔、南海森   (45)

《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    孙丽娟、李书谦   (55)

2016年,在洛阳市龙门石窟北发掘一座西晋时期的单室土洞墓,随葬品组合以陶俑为主,出土有弩机、砚板等。

 

关键词:南北朝  墓葬文化  正统  地方化  晋制    

【摘要】濮阳高城东周城址,位于濮阳县城东10余公里。其位置与《水经注》等古文献所记述的东周卫国都城——帝丘一致。此外,该城址的规模、时代、文化内涵等都与东周卫国都城相吻合。因此该城址应是历史上卫成公迁都的帝丘城。

【摘要】《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古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酒泉市侯家沟墓地施工范围内共清理9座十六国前凉时期墓葬。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土洞墓三类。墓道均朝东,个别组发现巨大茔圈,体现其家族墓特征(《考古与文物》2期)。

 

内容提要:由于正统争夺的需要,南、北朝墓葬文化互动发展。南朝墓葬放弃“晋制”特征,深陷地方化格局。北朝则成为“晋制”继承者,掌握了争夺正统的主动权。南朝继而宣扬“魏晋风度”和部分恢复“汉制”。北朝则在恢复“晋制”的同时,通过吸收赶超、并行竞争、反制破解使墓葬文化领先,最终确立了文化传承中的正统地位,成为“唐制”墓葬的主源。

【关键词】濮阳;   高城东周城址;   卫国都城;   帝丘

【关键词】《考工记》;   营国制度;   布局规划;   理论体系

2012年,在洛阳涧西衡山路发现一座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随葬品若干,年代大致在北魏孝昌年间至北魏末。

 

 

 

 

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长斜坡土洞墓,出土陶壶、陶罐、陶灯、木棺、鎏金铜铺首、鎏金铜泡钉等遗物,墓主为一名年轻男性,其所在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

篇名: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五号建筑遗址

宋、元《大食瓶》新解

●文物研究

●文物研究

1995年发掘的山东寿光东魏贾思同墓为圆角方形的砖室壁画墓,出土随葬品80余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

马文宽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李伯谦   (48)

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史前石容器及相关问题      朱永刚   (61)

201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发掘一座魏晋时期墓,未见有纪年遗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4辑)。

关键词:汉魏  洛阳故城  北魏  宫城  五号建筑遗址

关键词:“大食瓶”  掐丝珐琅  拉斯特彩陶器  拉斯特彩陶器

【摘要】□公簋及其铭文的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称、燮父所改“晋”的由来、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晋”的地望、“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为何王纪年、□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石容器作为我国史前考古的一种重要遗存,集中发现于燕山南北地区。本文认为,燕山南北地区含石容器的考古遗存基本属于筒形罐文化系统;石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应该是祭祀或行巫术的辅助工具;我国石容器的出现,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源与文化传承,将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

2012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发掘了水泥厂墓群、军营河墓群、龙头山墓群等墓葬,其中东晋时期墓葬约有8座,出土遗物以褐色点彩装饰的青瓷器为主。

提要:2010~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西侧,发现了北魏宫城的西南角建筑遗址,编号为宫城五号建筑遗址。此次发掘不仅确定了北魏宫城西南角的确切位置,以及宫墙与排水设施的走向、规模与结构,还对该宫墙的始建与沿用时代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一发现对深入探讨北魏洛阳都城的布局和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演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通过分析作者的生平、伊斯兰瓷器的发展史和解读诗歌的涵义,可以推测出南宋朱槔和元代吴莱所写的《大食瓶》所描述的不是掐丝珐琅器,而分别指的是塞尔柱克王朝的拉斯特彩陶器和伊儿汗国的拉斯特彩陶器

【关键词】□公簋铭文;   晋国;   叔虞;   燮父

【关键词】石容器;   燕山;   史前;   祭祀;   巫术

2011年3~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星桥马家山发现32座墓葬,分属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券顶砖室墓三类,年代自西汉至宋代。其中M1为四隅券进式纪年墓,墓砖侧面模印“咸康六”三字,为研究东晋墓葬形制特点提供了准确材料(《东方博物》58辑)。

 

 

 

 

2016年5月,嵊州市发掘东晋义熙二年铭文砖的砖室墓(《东方博物》61辑)。

 

林西井沟子的早期游牧遗存及其他——《林西井沟子》读后,马艳  郑君雷

南阳汉画像石的发展与分期    徐永斌   (52)

试论焂戒鼎所反映的“羡卒”问题     何景成   (69)

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步桥乌龟山抢救发掘了11座东晋南朝墓葬,刊布了其中8座详细情况,其中M3出土有纪年砖(《东方博物》60辑)。

篇名: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

关健词:井沟子类型    晚期青铜时代  游牧遗存  北方游牧民族

【摘要】从多重因素综合考虑,本文将南阳汉画像石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初创、成长、发展、成熟四个时期。这将使我们从理性和地域特色上更加清晰地了解南阳汉画像石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汉画像石发展演变的历程。

【摘要】本文讨论了焂戒鼎的年代和铭文中“羡”的含义。认为焂戒鼎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中的“羡”指“羡卒”。器主受命管理六师和羡卒的时代背景,很有可能与周宣王时期因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强对民众的管理有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湖湘文化考古之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载了几处考古发掘情况:陈斌《蓝山五里坪古墓群、古窑址2016年考古发掘》记载有少量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郑广《长沙枫树山古墓群2016年考古发掘》发现有魏晋至五代时期墓葬30座;谭远辉《汉寿聂家桥乡茶铺村大岭上东晋及隋代砖室墓考古发掘》刊载了两座东晋早期墓和一座隋代墓,其中M1出土纪年墓砖;罗胜强、唐涛《郴州走马岭壁画墓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座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墓葬。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龟兹研究院

摘  要:《林西井沟子》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型田野考古报告。井沟子西区墓地属于战国前中期的游牧遗存,文化因素多样,是辽西地区青铜至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和历史背景研究的支撑点,根据这批材料可大致复原这里早期游牧社会的面貌,进而推动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民族考古研究。

【关键词】南阳;   汉画像石;   演变

【关键词】焂戒鼎;   羡卒;   西周

荆州博物馆等在荆州市石首南岳山墓地发掘的3座六朝墓葬,为本地区六朝时期家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载荆楚博物馆编《荆楚文物》,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新疆鄯善县  吐峪沟石窟寺  壁画  佛教

 

 

 

2010年,在余杭七里亭抢救发掘了7座六朝墓葬,其中4座发现纪年砖(《东方博物》58辑)。

提要:2010年,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大量文书残片,还有绢画、木器等。这些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K18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试析巩县石窟北魏造像风格和变化    李光明   (56)

论新识的一种周系铸铜工具    雷兴山   (73)

2010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市抢救发掘了21座六朝墓葬,其中出土“泰和元年”的纪年墓砖(《杭州文博》16辑)。

 

【摘要】北魏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巩县石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造像风格发生了部分变化。本文从面容、衣饰、神态等方面对该石窟的北魏造像变化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就其变化原因从政治因素、文化融合、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摘要】周公庙遗址出土的“圆锥体中空器”是一种铸铜工具,该类器物应属“周系”文化因素,其流行时代早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2005年,在南安市官桥镇内厝村发现一座南朝砖室墓,出土碗、罐、壶、托盏、博山炉、灯台、五盅盘、砚台等青瓷文物数十件,对于研究闽南地区六朝历史有较大价值。

 

【关键词】北魏;   巩县石窟;   造像艺术;   风格;   变化

【关键词】圆锥体中空器;   铸铜工具;   周系;   周公庙遗址

2010年,武汉大学考古系在辽瓦店子遗址发掘两座南朝墓葬,其中M4出土“永光元年太岁乙巳”纪年砖,二者或为同一家族墓。

篇名: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

 

 

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汇集了南京地区五篇东晋至唐代的发掘简报,并收录有马涛《南京地区莲花纹砖文化因素初探——兼论韩国武宁王陵莲花纹砖渊源》、岳涌《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佛寺遗迹、遗物》、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3篇论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  龟兹研究院

南朝普陀山法雨寺造像的再探讨    金申   (62)

汉画祥瑞龙    周保平、贺俊彦   (79)

镇江博物馆介绍了金家湾墓地7座保存较好的六朝至唐代墓葬。

关键词:新疆鄯善县  吐峪沟石窟寺  壁画  佛教

【摘要】普陀山法雨寺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尽管乍看似有古意,但从整体造像构图和佛、菩萨、飞天的造型等分析,实际上是一件刻于民国初年的赝品。

【摘要】龙经过几千年的传演,到汉代,已经成为最为吉祥的动物之一。龙表现在汉画中,有应龙、青龙、黄龙等,它们象征着皇权和君得吉祥,同时还有辟邪驱灾的吉祥寓意,又是求雨的符瑞和好道者驾驭成仙的工具。汉代的龙瑞对中华民族的吉祥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2011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缪家寨村发掘清理了唐故监察御史杨筹墓,梳理了杨筹的家族世系、入仕经过及途径。

提要:2010年冬季和2011年3~5月,对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精美壁画、题记。沟西区北侧石窟群包含中心柱窟、禅窟、僧房窟、生活窟等,以NK2为中心,布局有序。初步推测NK2开凿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群的发现,为研究整个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石窟、佛教艺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普陀山法雨寺;   一佛二菩萨造像;   造像;   年代

【关键词】汉画;   龙;   祥瑞

奥门新萄京888:华夏文物2009年第6期,考古二零一三年第12期目录及摘要。西安南郊杨贵夫妇墓为带长斜坡墓道、带天井和壁龛的单室土洞墓,出土三彩俑、陶器、铁剪、琉璃、墓志等随葬品。

 

 

 

唐总章二年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出土有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3期)。据此,李明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与文物》3期)。

 

方城佛沟摩崖造像调查与研究    王景荃   (66)

孟津谢家庄石窟开凿时间及艺术分析    贺玉萍   (85)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这是墓中表示备茶的随葬品,据此可知该墓应随葬有备酒的器具。

篇名: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

【摘要】方城佛沟摩崖造像,是豫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一处摩崖造像。从摩崖刻十二臂观音造像可知,这是河南除龙门石窟外仅见的一处唐代中晚期密宗摩崖造像,是研究密宗在中原的传播和密宗造像的宝贵资料。

【摘要】孟津谢家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三年,为洛阳地区最早的西魏石窟造像。其造像艺术手法带有鲜明的民间造像特点,表现出大胆浪漫的情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009年发现的唐段斯立墓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随葬品损毁严重,墓志内容与史料可互证段斯立世系及人物履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作者: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

【关键词】佛沟摩崖;   造像;   十二臂观音;   西王母

【关键词】谢家庄石窟;   开凿时间;   艺术分析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金泘沱小学汉、唐墓发掘简报》介绍了2012年发掘的汉唐时期长斜坡土洞墓,此次唐墓所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应为佩饰。

关键词:云南  滇池地区  聚落考古  青铜时代  东汉魏晋时期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上塔坡村发掘两座唐代刀形单室土洞墓,其中M55墓主为唐英武军大将军杜江,M39为其夫人翟氏,二人皆终于长安义宁里私第,同茔异穴而葬,出土器物较少。

提要:2008年,对云南滇池东南部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调查面积为64平方公里。此次是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云南的首次尝试。此次调查共发现43个遗址,其中25个属于青铜时代,9个跨越了青铜时代至东汉魏晋时期,5个属于汉代,还有4处墓地。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滇池周围的冲积平原很可能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发生、发展的中心区域,汉代遗址的密集分布区靠近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心——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此次调查为开展滇池地区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龙门石窟路洞降魔变地神图像    张善庆   (73)

●古文字研究

2008年,洛阳伊川昌营发掘一座唐代石椁墓,该墓为刀字形土洞墓,发掘者认为墓主应属唐代高官、高官家属或皇戚,官品至少为五品。该石椁葬具为东都洛阳的首次发现。

 

【摘要】路洞石窟降魔变是龙门石窟唯一的一铺。它创造性地引入地神图像。和古代印度中亚地区的降魔变相比,其地神图像没有完全遵循佛传经典,而是依照《金光明经》的记载,借用了早期呈托举姿势男性化的地神造型。其创作的背景是:一是当时翻译出的佛传经典没有关于地神形象的具体描写;二是强调地神图像的降魔变粉本没有传到云冈和洛阳等地。

金文释词二则    寇占民   (88)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上塔坡村发掘一座唐代早期土洞墓,保存完整,出土陶俑、铁刀、口琀、铜钱等,是研究关中地区唐代中小型墓葬的新材料。

 

【关键词】龙门石窟;   路洞;   降魔变;   地神

【摘要】戎生编钟铭文中的“倝”,读为“榦”,应训为“防御”义;史密簋铭文中的“雚”,读为“觀”,应训为“觀兵”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两座唐墓资料,出土了10多件青瓷碗、盅、罐、博山炉、盘口壶等器物,为研究福建特别是闽北地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和埋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篇名: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

 

【关键词】戎生编钟;   倝;   史密簋;   雚;   金文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果树场发掘一座船形唐墓,出土有塔式罐、陶罐、瓷碗及铜钱等。

作者:滕州市汉画像石馆

从考古发现看疏勒与龟兹佛教艺术之交流    篠原典生   (77)

 

2016年的《洛阳考古》先后刊布了10座洛阳、郑州及沁阳等地区的唐墓。其中较为重要的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年在洛阳新区香山路清理的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有带字铭铜鱼符,发掘者认为年代大概在唐高宗时期。根据鱼符的铭文,可知该墓主为唐司驭少卿崔万石。该鱼符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唐代鱼符,为研究唐代鱼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山东滕州市  画像石墓  玉衣 西汉

【摘要】脱库孜萨来寺院遗迹位于现在新疆图木舒克市,是古代疏勒国和龟兹国交接之处。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在该遗迹发现几件佛教故事塑像,至90年代,由法国学者考证其内容。这些塑像为研究佛教故事图在丝绸之路的流行提供了重要材料。 本文将这些佛教故事塑像的题材内容和造型与龟兹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比较,试图探讨西域佛教交流的一端。

●文物赏析

2005年,在洛阳发掘唐神龙二年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该墓为单室砖墓,壁画保存基本完好,是目前洛阳地区发现唐代最早、有准确纪年、墓主身份明确的壁画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提要:2008年,对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进行发掘。该墓系在山坡开凿斜坡式墓道和长方形墓坑。在墓坑内用石材由南向北依次砌筑并排的5座石椁室,在二室门南至东壁砌一石墙而隔成南侧室,在四室门北至东壁砌一石墙而隔成北侧室,两侧室之间为前室。该墓出土遗物500余件,包括陶器、原始青瓷器、铁器、铜器、玉器、铜钱等。该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期,墓主应是郁郎侯刘骄。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葬制、葬俗、画像石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

【关键词】脱库孜萨来寺院;   克孜尔石窟;   本生故事;   疏勒;   龟兹

中国农业博物馆新征集一组宋金时期彩绘砖雕     曹建强、陈红琳   (92)

196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门峡市印染厂发掘了130号唐墓,年代在650~670年,随葬品自南向北放置于墓室中心线上。随葬品的摆放值得进一步关注。

 

 

 

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巩义王沟新村发掘一座初唐时期的刀把形土洞墓,出土以粉彩器为代表的随葬品。

 

敬史君碑相关问题研究    史正浩   (84)

●文物保护与科技

2010年,郑州华南城唐范阳卢氏夫人墓的发掘,所出墓志进一步补正了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中裴度家族之谱系。

篇名: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的几个问题

【摘要】敬史君碑在我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传统书法艺术由魏书向唐楷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今人学书的重要范本之一。而且,它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史料,对研究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 军事诸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

河南平顶山应国玉器的分析测试研究     王荣、冯敏、陈启贤、王龙正、王昌燧   (96)

1995年抢救发掘的巩义站街镇王沟村唐墓,出土遗物丰富,有“戊辰二月”纪年墓志砖(《东方博物》61辑)。

作者:王炜林  张鹏程  袁  明

【关键词】敬史君碑;   敬显俊;   东魏;   造像碑

【摘要】本文对13件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玉器残片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透闪石玉是应国玉器的主要玉种,不同材质的玉器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风化,其中,蛇纹石玉器普遍受沁严重,较透闪石玉器受沁为深,且受沁严重的透闪石玉器与蛇纹石玉器在外观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所有玉器表面均附着朱砂,可能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朱砂的防虫防腐功能。

200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发掘5座墓葬,出土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服饰和文书等遗物,墓葬年代属于东晋至唐西州时期(《考古与文物》5期)。

关键词:陕西白水县  下河遗址  房址  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

 

【关键词】应国玉器;   透闪石玉;   蛇纹石玉;   受沁;   朱砂

2010年,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的发掘,出土物反映出文化因素的多样化,弥补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以后考古材料的空白(《考古与文物》5期)。

提要: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F1、F2、F3均为半地穴式五边形建筑,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种大型建筑是我国宫殿建筑的滥觞。房屋的营建大致包括六道程序,房内的地面均为料姜石制成的白灰铺设。F1为原地重建,F2是在F3失火后的原基础上重建。F1复原后的室内面积为304.5平方米,为目前所见同期房址中最大者,可能承担宗教、议事、集会等功能,它的发现对认识下河遗址庙底沟时期聚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调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洛阳北宋富弼夫妇墓志研究    赵振华、史家珍   (87)

 

2004年发掘的黑龙江五常市香水河墓地是拉林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渤海时期墓葬,盛行火葬、合葬,可归入靺鞨文化遗存H组遗存。

 

【摘要】洛阳富弼夫妇墓志200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弼夫妇的生卒,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清代吴焯绢本书画的修复     靳凤枝   (103)

1993年,西藏朗县列山墓地发掘4座封土石室墓,出土遗物较少,墓地周边还有碑亭、房址等遗迹,总体年代为7~8世纪的吐蕃时期。

 

【关键词】富弼夫妇墓志;   韩维;   苏轼;   司马光

 

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发掘包括4座晚唐至五代时期在内的唐宋墓葬,出土了陶俑、瓷器、钱币等随葬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

篇名: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

 

●博物馆研究

2014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西北郊发掘一座五代时期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穹隆顶砖室墓,随葬品包括陶罐、铜镜、铜钱、铜带具、银下颌托、骨钗等。

作者:朱继平

●古文字研究

关于博物馆经营理念的几点思考     胡继芳   (107)

201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富力唐宁花园发掘一大宝三年墓,为一座带壁龛的长方形砖室墓,其中出土的买地券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方五代南汉时期买地券。易西兵认为券文兼含道教和佛教色彩,与另外两方同时期的买地券仅细节上略有差异,已形成固定格式。

关键词:山东济阳  刘台子墓地  逢国  商  西周

楚均益砝码释读与战国衡制    陈隆文   (93)

 

2013年,在江苏扬州发掘的五代杨吴李娀墓,为一小型砖室墓,刘刚等对墓志铭内容进行考释,复原陶氏夫妇的生平及其家族世系。

提要:商代逢族曾长期活动于东方齐地,以逢陵故城为政治、文化中心,故地在今淄博市淄川区西北商家镇东商庄附近。至迟在帝辛二年之前,逢族已由逢陵故城西迁至古济水以北,在今济阳刘台子一带立国,与新兴的周人建立了姻亲关系,周初周公所伐叛乱“丰伯”不应是姜姓“逢伯”,而是活动于今江苏大丰县境的任姓丰国之君。西周时,逢、周继续保持密切关系,特别是在穆恭时期,逢人曾娶周室之女,亦嫁女于周王,周穆王之后“王俎姜”有可能来自逢族,此时逢、周关系达至鼎盛阶段。

【摘要】传统观点将“均益”释读为平均分割黄金的量值,现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是误释。本文认为传统观点没有错,释读为均益是正确的,战国衡制的演变与古代音律有密切关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黄金货币的衡量单位是一种镒、斤并用的复合制度。

●文博简讯

2014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一处五代墓葬群中的M4,该墓保存完好,出土一批精美的漆木器,并出土有明确纪年的买地券(《东方博物》59辑)。

 

【关键词】均益;   砝码;   音律;   战国衡制

本刊2008年第1 ~ 6期总目索引     本刊编辑   (110)

2001年,在浙江临安余村发掘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倪亚清、张惠敏推断墓主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

 

 

 

200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发掘一座砖雕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

篇名:山东出土东周铜及相关问题研究

据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校读《大戴礼记》一则    曹建墩   (99)

 

整理出版的考古报告有:

作者:吴伟华

【摘要】今本《大戴礼记》中有一文句,清代以来即有学者怀疑其存在脱文,然因无有力的版本证据,致使说法不一,一直未有定谳。今根据新出竹书,正可以解决今本文句存在的脱文问题。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编著《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汇集了2009年至2013年合浦发掘的157座墓葬的详细资料,其中三国时期墓葬80座、晋墓12座,为复原合浦的汉晋社会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证。

关键词:山东  铜   青铜器  东周

【关键词】大戴礼记;   竹书;   校勘

(责任编辑:高丹)

王卫东《临泽沙河汉晋墓葬》介绍了十座约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分别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了单独叙述。该报道方式值得提倡。

提要:通过对山东出土铜 的类型学分析,可将其分为两型、五期。春秋时期山东流行椭圆腹 ,战国时期流行圆角方腹 。春秋早期流行单环耳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流行双环耳 。春秋早期偏早铜 产生于鲁北地区,其原型为陶罐;春秋早期偏晚传播到沂沭河流域。春秋中期偏早其分布范围迅速扩大,胶东、鲁南和中原地区皆可见到。春秋晚期其由中原地区向南、西、北面传播,南达湖北东南、江苏南部,北达河北中部,西达甘肃东南。到了战国中期铜 逐渐消亡。

 

李铭主编《济南考古图记》刊布了济南汇苑家园隋代皇族墓、章丘女郎山墓地、山大路华强广场古墓葬、北齐宜阳国王太妃傅华墓等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的简要情况和器物图片。

 

●文物保护与科技

2003年临沂市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临沂洗砚池晋墓》以墓葬为单位详细刊布了这两座墓葬的墓制情况及出土器物,并初步讨论了墓葬年代、葬俗、墓主等问题及其所反映的当地手工业情况。

 

西周倗国墓地出土荒帷印痕的科技分析    马颖、杨益民、宋建忠、吉琨璋、王昌燧   (102)

襄阳市博物馆等编《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将2008年发掘的该地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的出土文物重新刊布,并附发掘简报等相关专文。

篇名: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根据文献记载,荒帷是周代贵族墓中用作棺饰的一种丝织品。然而,因难以保存,一直缺少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2004年在西周倗国墓地发掘时,发现了板结在土层表面的荒帷印痕,为了解古代荒帷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们采用显微观察测量、扫描电镜(SEM – EDS)、X射线衍射(XRD)、拉曼光谱以及淀粉粒刚果红染色法等方法和技术,对荒帷印痕和土样进行了系统的测试和分析。结果表明,荒帷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大约为38×24根/平方厘米。所用红色颜料为朱砂(HgS),黄色颜料推测为黄赭石。石染法所使用的胶结物应为淀粉类黏合剂,说明汉代郑玄对《考工记》中“钟氏染羽”的解释确有所指。纺织品残留印痕的科技分析可以获取丰富的潜信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对懿德太子墓的陵园布局、地宫形制、壁画、出土遗物进行分章系统叙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出土情况,并在结语部分对懿德太子墓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作者:马晓亮

【关键词】荒帷;   纺织品印痕;   丝织品;   纺织工艺;   石染法;   淀粉粒;  黏合剂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系统介绍了该墓发掘经过、地层情况、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并就器物情况进行简要的讨论,该墓出土的三彩器为同时期墓葬中的佼佼者。

关键词:四川  崖墓  汉代

 

靳维柏等著《唐陈元通夫妇墓》是厦门发现中唐时期的陈元通夫妇墓的发掘报告,其随葬的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邢窑白瓷碗与厦门窑青釉瓷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出土的墓志是迄今厦门所见最早的铭刻。

提要:四川崖墓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的四川早期崖墓共有8座。未经后期再利用的早期崖墓有6座,根据其平面特征,可分为长方形单室墓、方形或横长方形单室墓两种类型,分布于涪江流域、沱江流域、岷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根据早期崖墓的类型和分布特征,重新对四川崖墓进行分类和分区后可知,各种崖墓类型都是以早期崖墓为原型演变而来,每个区域的崖墓类型组合不同,相同的崖墓类型在不同区域所占的比例也有很大差异。

谈谈唐代《妙法莲华经卷》的修复    甘岚   (10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岳阳唐宋墓》介绍了桃花山M4、M12两座唐代墓葬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情况。

 

【摘要】在对河南博物馆藏唐代《妙法莲华经卷》的修复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在纸制品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结合中国传统的古旧书画揭裱修复技术,对经卷进行了现代科学手段与传统修复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修复工程,较为合理修复了这件珍贵纸质文物。

河南省文物局编《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辑录了南水北调工程中在南阳至安阳一线发现的该时期墓葬及部分出土文物。

 

【关键词】唐代;   妙法莲华经卷;   修复

2016年,发表了若干对考古专题研究的评述和区域性研究。如郭晓涛《2015年魏晋南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载《西部考古》12辑)分晋制研究、帝王陵墓、一般墓葬、出土文献等部分,对2015年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辑录和评述。

篇名: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高粱”遗存的再研究

 

圆形墓是北朝以降墓葬形制的一个特殊现象,对其出现原因的探讨聚讼不已。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相关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和评述。

作者:刘  莉  盖瑞·克劳福德  李炅娥  陈星灿  马萧林  李建和  张建华

●书刊评介

刘卫鹏《浙江六朝墓概述》(《西部考古》12辑)对浙江发现的六朝墓葬进行了梳理、分类和总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关键词:郑州大河村  高粱  大豆  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

明代帝王陵墓研究的成功之作——读刘毅先生《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一书有感    韩国河   (110)

袁伟《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载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收集了湖南发掘的238座六朝墓葬和器物资料,将区分出的十型墓葬和17类器物分为九期,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

提要:考古发现的所谓“高粱”遗存年代最早并附有照片、同时也最有争议的是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房屋F2内一个彩陶罐中出土的炭化粮食。为进一步研究高粱在中国的起源问题,对大河村F2出土陶罐中的粮食遗存做了新的鉴定,可以明确地将大河村种子归于豆科,其形态又显示为大豆属的特征。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且人为集中储存的大豆遗存,但由于尚未对该群体特性进行综合研究,目前尚无法深入讨论其是否为驯化大豆之问题。

 

马启亮《岭南六朝墓葬的区域研究》一文对迄今发现的该地区六朝墓葬分期分区,并细分出大区域下的具有地方特点的小区域,指出影响墓葬区域差异的三大因素。

 

 

毕广德、魏坚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归纳研究,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的契丹墓葬遗存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并总结契丹树葬和土葬习俗的兴起、发展和衰亡。

 

 

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有:

(责任编辑:高丹)

苏晓威将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进行分型定式,并从空间分布和早晚演变上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袁胜文认为各时期的扁壶间少有联系,汉晋瓷扁壶是中国传统铜、漆扁壶的延续,北朝隋代扁壶源于西方同形金属器,并在唐代华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通过《魏书》与大兴安岭嘎仙洞所载祝文的比较分析,刘克桥认为,汉文化的天地信仰在太武帝时期已经占据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南郊祭天与西郊祭天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汇流的历史趋势。

曹臣明认为平城地区鲜卑、北魏墓葬具有五点分布规律,其分布受到城市建设以及两种文化礼制混融的影响,在迁都平城前、中、后三个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刘连香认为北魏冯熙冯诞父子墓地的选择,对以孝文帝为首的洛阳北魏帝陵区的规划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沈丽华认为邺城附近的东魏北齐墓葬可明确区分为三个区域,与邺城的距离显示了墓葬等级的高低,由南向北分布的家族墓葬内则以南为尊。这种分布特点显示了来自秦汉的传统,以及对隋唐制度的影响。

通过比对其他年代相近的墓葬中所见帷帐形象,魏曙光断定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所出铜帷帐架构件应是外置帷幔、内设幄帐的复合结构(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何月馨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帐构,据其在墓内的设置情况分为两套不同的系统。

杨效俊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不过,以“复古”来概括该政治文化现象是否准确,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沈睿文认为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屏风画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存在对应的转换关系,该墓葬的年代应为隋大业年间(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沈氏还系统讨论了中古中国粟特裔的丧葬形式的多元性与内在统一性及其与王朝丧葬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以墓制探讨墓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载吕章申主编《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倪润安认为李寿墓壁画所见的规制反映了唐贞观年间对于礼仪制度的一个探索过程,是唐太宗在斟酌使用汉魏制度,走出北周礼制的一个探索,而李寿墓规制的孤例也反映了贞观礼最终回到了隋代的老路上。

胡元超提出昭陵壁画陪葬墓中凡夫妇合葬的,墓道东壁乘舆壁画反映官员乘舆制度,西壁乘舆壁画反映命妇乘舆制度。

赵超探讨了汉唐时期所见的石刻线画的整体情况,认为此时的石刻艺术应是绘画技法的突出代表,展现出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礼鹏认为结合出土墓葬和文献资料,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M336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至开元前后(《西部考古》12辑)。

郭明认为,朝阳地区的陶俑根据质地可分为早晚两期,该地区随葬俑群的大量出现表明当地居民对此种葬俗的认可,并从而产生了相应的买卖市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赵超、魏秋萍总结了隋唐中小型墓葬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揭示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与隋唐丧葬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

李雨生认为,从唐墓发现概况、社会风气与丧葬变革、丧葬活动的运作与监管三个方面来看,唐墓营建过程、明器供应等考古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可能(《西部考古》12辑)。

秦颖探讨了设有十二个壁龛的五代十国墓中生肖俑与壁龛的关系,结合隋唐及两宋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新出现的生肖形象应是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丧葬礼俗的过渡性质[载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文物出版社]。

[日]松浦史子《“山产玉璧”再考——海宁三国画像石墓中的山车图像研究》[载阮荣春《中国美术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认为,1973年发现于海宁的三国画像石墓中,其所见与山车类似的山形祥瑞图应即见于《礼记·礼运》的“山出车”祥瑞,该祥瑞形象在东汉以降,逐渐成为显示强大皇权的重要祥瑞。

林圣智提出“图像观”的议题,梳理魏晋薄葬向“平城型厚葬”转变的过程,尝试兼顾鲜卑故俗、汉晋文化、佛教信仰等多重因素来探究魏晋时期人们观看、运用墓葬图像的方式(《“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41期)。

赵曦认为,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关系密切,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为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

刘卫鹏《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认为,2011~2012年的发掘112座东晋南朝墓中所见飞仙可分为独幅和拼幅两类,佛教中的飞天就是采用我国流行的飞仙形象,装饰在造像或窟龛上端的天宫,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师若予认为,南北朝大型墓葬中所见的戴尖角帽的胡人画像砖或俑与古时方相氏用于大丧时开路驱邪镇墓有关,成为墓葬卤簿体系的构成要素。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形成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墓葬中,对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中的卤簿体系产生影响,可能与其在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成为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梅田对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四幅乐舞图像进行重新考释,认为其中两幅表现了西曲歌和文康舞,另外两幅也深具地域文化内涵(《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王雁卿、高峰认为,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彩绘漆棺的图案较同时期彩绘木棺、墓葬壁画的题材略显不同,丰富的外来风格足证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北魏漆棺上各式以联珠纹为组织结构的纹样,都可以在同期的丝织物上找到与它们相同的或类似的纹样及关系,有可能起荒帷之作用,或者仿荒帷图案(《西部考古》11辑)。

近年来,关于墓志的集中刊布越来越受重视。如:

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刊布了近年来追缴的124方墓志、志盖及镇墓石,年代范围横跨北朝至五代时期。

以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为基础,叶炜、刘秀峰等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辑录了百余方墓志、墓铭砖和墓碑的拓片,并附有相应的录文及描述。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分四册对馆藏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部分馆藏撰文讨论。

赵超、吴强华等主编《永远的北朝——深圳博物馆北朝石刻艺术展》为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石刻艺术展”展览图册,共收录石刻艺术品80件和金铜佛像20件,以北朝时期为主,也包括一些隋唐时期的佛教遗物,并收录了赵超、李裕群、郑岩和黑田彰等人讨论展陈石棺床及佛教造像的专文。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等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土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系统刊布了雨花台石子岗、铁心桥小村、狮子冲陵园及大墓的发掘情况,并附有上述几座墓葬砖文的拓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113种隋唐墓志,均为该院2001~2006年在西安高阳原发掘所得。

利用碑铭墓志、文书勘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补充史实的有:

王莉娜《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结合考古所见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殷宪《北魏建安王妻乐乡君墓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认定该墓砖主人为北魏陆馛之妻,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

戴春阳认为敦煌佛爷庙湾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郑雅如《唐代士族女儿与家族光荣——从天宝四年〈陈照墓志〉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十七本第一分)重新爬梳传统文献与墓志资料,揭示陈照背后连接的仍是“女儿嫁得贵婿、援引夫家资源援助本家”的模式,通过此墓志正可观察唐代士族女儿借助联姻与文化教养光显本家的现象。

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利用出土墓志资料,较系统地梳理了河东柳氏的世系,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柳氏的仕宦、婚姻、归葬等问题。

廖基添《论魏齐之际“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演变——从东魏张琼父子墓志说起》重新反思了侯景叛魏事情,认为张琼父子的生平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政局演变的一角,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侯景叛魏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一事件既是“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产物,又是促成这一格局的转变。

张晓舟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志文与早年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基本相同,墓志发生雷同的主要原因是渤海国晚年的政治动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晋城与河南济源两市交界处的太行山间曾发现一处曹魏正始年间的摩崖题记。郭洪义等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考释。周鼎认为其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张荣强、张慧芬介绍一件唐代交河县的貌阅文书,探讨了貌阅制度的源起,以及在唐代的施行情况。

2016年,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有: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订,并增加了部分照片和材料。

陈长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讨论了早期列女图像的产生、题材范围、图像范式、功能、各地列女图像的地域性与共性等问题,归纳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绘画的几个重要母题,并探讨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

商略等著《有虞故物——会稽余姚虞氏汉唐出土文献汇释》收录了当地出土的该时期砖瓦、墓志、文献等,并依次对其作有考释。

陈长安主编《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陵墓卷》刊布了东汉至宋元明时期洛阳地区陵墓地上、地下石刻的图片、拓片或线图,并配以简要的说明。

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对郑仁泰墓、张士贵墓、韦珪墓、安元寿墓、李承乾墓、李贞墓、昭陵2、30、31、32号墓、杨温墓、长乐公主墓、段蕑璧墓、尉迟敬德墓、新城公主墓、李震墓、临川公主墓等多座墓葬出土的彩绘陶俑进行展示。这是昭陵陪葬墓彩绘陶俑资料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刊布。

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以古代帝王陵墓为对象,梳理了商周至明清时期的陵墓卜选规则、礼制建设和分期。

范淑英主编《陕西汉唐墓葬美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收录9篇已刊论文,从陕西地区汉唐墓葬考古出土的壁画、画像石、陶俑等遗迹和遗物出发,探讨该地区汉唐时期墓葬美术的地域风格、文化意蕴和礼仪制度。

齐东方、沈睿文主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同名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1篇,分别从中古时期丧葬研究的五个方面入手,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民族、宗教影响下的丧葬的观念风俗和礼仪制度。

陈尚君《贞石诠唐》收录作者有关唐代石刻的31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在墓志研究上由浅入深、融会贯通的渐进式发展。朱玉麒《评陈尚君〈贞石诠唐〉》[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有充分评述。

三宗教遗存

2010年,在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发掘一处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可明确为北魏时期云冈的一处早期寺院。

2012年、2013年发掘的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堆积、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发掘者推断该遗址为建造于553~577年的北齐佛塔遗迹。

2011年7~8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对碧沼寺进行考古调查,厘清了碧沼寺遗址的范围、建筑布局和结构等情况(《杭州文博》16辑)。

山西省和顺县沙峪存在的大量北朝至隋代摩崖造像,张弛认为其年代大约从北魏永安二年至隋开皇十年。

2009年4~6月,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发掘了麦积山舍利塔和地宫,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藏入的10余件北朝晚期石刻造像(《中国文化遗产》1期)。

高金玉介绍了1995年成都市西安路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中,H1 ∶11造像应是佛教造像,其主尊应为汉装坐榻维摩诘像,其制作目的是祀祠祈福(《中国美术研究》19辑)。

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报道了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发掘情况及出土佛教造像等文物,认为其年代大约为北齐至隋代,总体风格属于“青州佛教造像风格”。

龙门石窟隋大业六年黄法暾及大业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龛两则造像题记拓本,表明龙门石窟有两品隋代天尊造像,黄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绵阳。它为龙门石窟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争,乃至“三教合一”趋势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013年,甘肃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发现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坑,清理出窖藏坑、殿基等遗迹,出土佛教造像260余件。吴荭认为这批造像据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可分为五期,且有多种因素在此混合。

陕西宜君秦家河有4处摩崖造像石窟,董彩琪认为其年代在西魏至唐代,分为佛教和道教造像,是研究该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下同仁路遗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发掘了16处灰坑,包括其中H3、H6出土的一批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极大充实了对成都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认识。

陕西文保考古咨询研究院《镇安兴隆寺唐文化遗址公园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指出,经过详细的勘查,兴隆寺的始建年代可以确定为唐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仁寿县大化镇杀人槽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刊布了晚唐时期的14窟造像情况,从造像内容可知该地观音信仰之兴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2009年和2012年对吐鲁番胜金口石窟的发掘情况,包括各类遗迹、壁画、出土器物等,认为其年代主要在唐高昌回鹘时期。

2010年,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临朐石门坊摩崖造像群进行调查,从纪年刻铭中可判断其均为唐天宝时期所造,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造像活动。

2013~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乡时代华庭遗址H37发现佛教造像遗存,其废弃年代应是晚唐时期,或与历史上的灭佛事件有关。

甘肃省民乐县童子寺石窟分南北二区,现存石窟9座,大致呈南北走向,坐东朝西,主要洞窟为3座中心柱窟。童子寺石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北朝、清代曾有营修,现存有壁画、题记及部分道教题材造像。

在调查的基础上,常青系统介绍了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认为其年代约为唐宋时期(《考古与文物》3期)。

四川大学考古系介绍了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现存的19龛造像,认为其主体年代为唐宋时期。

2013年7月,为配合敦煌西千佛洞崖体抢险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对西千佛洞未编号的洞窟进行彻底清理发掘,共清理未编号的洞窟42个。石窟因近代有过使用,部分改变了石窟的形制,出土遗物也很少。此次清理进一步明确了石窟数量、形制、性质和功能,为石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墓,出土一批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根据新出土的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塔铭,曹昭结合传世文献,梳理了超惠大师的生平事迹,考证黄龙院在今天江西省修水县境内的黄龙山中。

除了相关调查发掘报道之外,有关宗教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石窟寺或造像分期、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的考证、探讨石窟寺间的艺术交流、相关器物研究等方面。

有关石窟寺或造像分期研究与年代,如:

于春认为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体上虽与核心区域造像大致相同,但均体现出地方特点,为西魏、北周长安造像奠定基础(《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根据麦积山现存洞窟的形制、造像特点等因素,魏文斌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分期,并着重介绍了石窟的造像题材及反映的佛教思想和信仰(《中国文化遗产》1期)。

根据遗迹现象和文献资料,曹社松认为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的规划始凿早于景明三年五月卅日,完成于正始二年或三年杨大眼参加对南朝军事斗争胜利后经龙门归阙之际。焦建辉认为龙门火烧洞即杨大眼造像记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踪”“盛圣之丽迹”,从而得出火烧洞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大型皇家洞窟的结论。

李柏华认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佛金铜坐像”的风格特征和铸造特点,与资料所见的所有十六国金铜佛造像均存有差异,极有可能是清末民初的古董商仿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同名造像而做的伪品。

温玉成认为成都龙泉驿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最早的北周造像。

有关探讨石窟艺术交流的论文有:

赵丽娅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人物中的耳饰虽然受到了印度中亚的影响,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改造以本地的审美和社会风尚,从而使耳饰具有某些本地化的特点(《吐鲁番学研究》1期)。

张宝玺认为以大梵天和帝释天为胁侍的造像多见于河西石窟等小型石窟,其源于犍陀罗艺术,最早见于十六国末期。其中大梵天多着菩萨装,帝释天多为武士装。

李静杰认为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主要来源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吸收了西域文化因素并经过整合设计,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龙红、邓新航认为巴蜀石窟在唐以前兴起并初步发展,此间造像的粉本多来自洛阳、长安等地,南朝造像艺术主要是通过长安地区对巴蜀石窟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马兰认为北凉石塔造像的风格来源很可能是南方早期的汉晋佛像(《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通过比对四川地区出土的南朝佛像,李裕群认为早年在重庆奉节白帝城所见的圆雕佛像既有南京南齐佛像的特征,又有川地齐梁佛像的特征。

金建荣认为一铺三尊像题材是缘于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上层人士以及僧侣在南北之间的来往,对北朝借鉴南朝佛教文化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宗教艺术研究》4期)。

刘韬《胡地尚唐风——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壁画复原与塑绘内容考析》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考析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主室正壁塑像尊格,兼论及塑像与壁画呈现的佛教宗派信仰。

有关石窟寺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考证的有:

任平山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并对吐峪沟第44窟相关壁画进行释读。任氏认为吐峪沟壁画莲华夫人缘应该更名为抒海本生。

吕德延认为北朝流行鹿头梵志可能与当时佛教宣传五戒十善的思想有关。

于向东指出北周、隋代时敦煌传统绕塔修行、禅观方法及佛教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敦煌中心柱窟的功能或许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导致其主流地位逐渐被覆斗式窟取代,从而逐渐衰微(《宗教艺术研究》3期)。

杨波认为克孜尔石窟具有头光的弥勒比丘,表现的是“弥勒受金衣”以及得到“摩顶授记”的题材,背后有着深刻的佛教教理基础,表现菩萨上升兜率前最后一次轮回的形象(《吐鲁番学研究》2期)。

顾淑彦认为敦煌石窟牢度叉斗圣变在盛唐至中唐的消失是因为大乘佛教的流行而宣扬小乘佛教的《贤愚经》的不再受欢迎和流行,而此题材的再现是因为晚唐五代宋时期说话、变文等俗文学的流行。

王芳认为敦煌唐五代洞窟壁画中所见携抱童子的男性图像应为旷野鬼夜叉,在当地已转变成庇护童子的善神。

综合石窟形制、图像内容与题记等因素,刘韬对库木吐喇石窟群区第12、15~17窟的绝对年代进行探索,并以此为标型窟探索唐与回鹘时期库木吐喇部分洞窟壁画的相对年代。

王雨、沙武田认为敦煌弥勒经变中的“老人入墓”图是大唐盛世背景下佛教思想与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实与白衣弥勒信仰有关,是在当时末法思想的影响下,以中国传统信仰中“肉身不坏”的方式来等待弥勒降世,度化众生,进而往生弥勒净土(《吐鲁番学研究》1期)。

许栋、许敏将相关的文献及图像资料置于安史之乱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认为新样文殊图像中的于阗王可能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文殊眷属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密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的功能(《吐鲁番学研究》1期)。

对相关器物研究的有:

张晶选取唐以前的考古资料中跟佛教相关的玻璃器皿,结合图像和史载,对该时期中国佛教玻璃器皿的来源、用途以及象征意义作出阐释(《中国美术研究》19辑)。

从中亚及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存出发,在对石函图像的整体考察基础上,于薇认为蓝田出土唐代舍利石函图像表现既以“舍利”为中心,也与当时所流行的“三身”观念紧密相关。

在收集存世的18口唐钟的基础上,李阳将唐代梵钟划分为南北两型,并总结两型各自的形制与纹饰特征,试图廓清唐代梵钟的发展脉络(《常州文博论丛》总2辑)。

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文军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通过比较何家村和法门寺的金银器,程旭认为相比于何家村窖藏,法门寺文思院已形成非常华美富贵庄严的整体效果,且在纹饰题材和造型上完全中国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此外,何立群着力于对北朝特别是邺城地区佛教考古。通过整理历年新乡发现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何利群初步分析了北朝晚期新乡佛教史迹形成的历史背景及造像的艺术风格和传承。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他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他还概述了近年来邺城的佛教考古发现,包括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以及部分埋藏坑出土的佛教造像(何利群《邺城佛教考古的主要发现与收获》,《西部考古》12辑,科学出版社)。

通过对蒲江石窟的实地考察,邓新航对该地观音造像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总结蒲江观音造像发展的特点(《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陈悦新选取了安岳石窟七处纪年较多、保存较好的石窟寺造像,梳理佛像衣着的演变脉络,指出安岳石窟唐五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

徐怡涛揭示了5~13世纪中国砖石佛塔装饰题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脉络,佛塔在呈现“佛国”与“人间”不同倾向时,会有对材质的不同选择(《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

相关著作包括调查报告、展览图录以及专题著述。主要有:

基于对四川地区的佛道龛窟的专题调查,唐飞、李冰雪等主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达州卷》和周科华、陈刚等主编《自贡卷》两书概述了二市的调查结果,包括各龛窟分布和时代,以及窟龛内造像的形制、内容、保存状况、题记等。

故宫博物院等编《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是同主题展览的图片辑录,展示了5~8世纪中印两国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并收录专文进行讨论。

罗华庆《佛国尊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将敦煌佛教造像重新结构,分佛陀、菩萨、罗汉弟子与护法四个方面,重新解释敦煌壁画和造像中题材的来源和演变。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收录了15篇以讨论麦积山石窟造像艺术为主题的论文,内容包括石窟形制、图像内容及组合、保护修复、文献题记等。

常青主编《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分著录篇和研究篇,全面发表弗利尔馆藏的300多件佛造像和道造像图文资料,并详录其研究状况、历次著录信息。

[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第二期第8—16卷)》是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云冈石窟考古调查资料,包括大量图片及现场实测图。

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收录了有关冀、豫、晋、川等地的佛教石窟造像的调查报告、风格分析、保护研究等多篇论文,年代范围涉及北朝至唐宋之际。

有关学者的著述主要有此下几种:

在深入调查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遗存现状的基础上,魏小杰《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样式研究》结合资料做系统的考察论证与理论研究,提出“晋南样式”,并探讨该样式对后世寺观彩塑的影响。

在对龟兹石窟的深入调查基础上,霍旭初等著《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论述了龟兹地区的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对龟兹石窟寺开凿和修建的影响。

史忠平《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莫高窟唐代壁画、绢画、麻布画及纸画中的观音画像为样本,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揭示唐代观音画像的特点及其为美术史中诸多问题提供的线索。

金建荣《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梳理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图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揭示其艺术特点和发展过程,以及东西、南北的文化差异与变迁。

王中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绘画·寺观壁画》是对明清寺观壁画史的专门研究,以年代顺序来分四个时期呈现明清壁画演变的历史,对资料搜寻、壁画年代、宗教和政治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主要探讨。

赵建中《山西寺观壁画山水图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以平顺县大云院五代时期的壁画为例,分析此处壁画与“南宗”山水的关系,进而讨论“潇湘三图”的真伪。

夏生平、卢秀文著《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述评》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敦煌石窟供养人的内容、价值及意义,旨在把国内外敦煌学界的信息及前沿的学术理论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够及时掌握敦煌学的研究动态。

四手工业遗存

2016年2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三星村西庄抢救发掘的3座墓葬和1座窑址的情况,该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所见窑址系扬州地区首次发现(《东方博物》61辑)。

2013~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的发掘,显示其创烧年代早于此前认知,而与骆冲窑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审视。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考古队在洛阳市白马寺西院发掘两组窑址,其使用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金代末期,应是用于专门烧造白马寺修建所需的建筑材料。

根据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首次发掘所得资料,发掘者推断其创烧年代在五代时期。

2015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瀍河西岸清理一批唐宋时期砖瓦窑址,出土有“官”字砖,该处窑址可能为唐宋时期的官窑。

孙媛认为新发现的倒畈窑址的烧造年代应可以早到五代时期(《杭州文博》17辑)。

刘思然等推测江西上饶包家金银冶炼遗址工匠因受到其专业化程度及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未从其他区域大量进口铅以提高提银效率。

通过对徐兖、青齐和相州等地区窑业技术的全面分析,张勇盛认为三个地区之间既有自发因素又相互影响,提出北朝时期人口广泛而频繁的迁移是窑具技术得以传播的主要因素。

按照彩瓷的装饰方法分类,再按类别划分区域,并结合彩瓷出土墓葬的信息,[韩]金智铉探讨彩瓷在南方地区生产、演变与扩散情况,全面认识青釉褐彩瓷。

对这一时期的陶瓷遗存介绍,主要有以下著作:

在普查的基础上,《杭州市萧山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收录了部分三国两晋南朝越窑、瓯窑、德清窑、湘阴窑青瓷器以及隋唐宋元越窑与龙泉窑青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等。

叶佩兰《海外遗珍陶瓷》收录了西晋至唐时期的典型陶瓷器图片;魏嘉等著《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介绍了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图片;张仁《瓯窑风度》辑录了三国至五代瓯窑的代表性作品;西汉闽越王博物馆编《发现邢窑:邢窑陶瓷特展》收录了展陈的邢窑陶瓷器作品图片,按年代、釉色、技法等顺序进行介绍;冯小琦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福建》辑录了福建地区出土的部分魏晋至唐时期陶瓷标本图片;柴福有《浴火重生:衢州古陶瓷》对衢州地区所见这一时期遗址、墓葬和陶窑出土的陶瓷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巩县黄冶窑》是2002~2004年河南巩义窑的考古发掘成果,发现并清理了窑炉、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唐代陶瓷器,年代跨越了整个唐朝。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了这一遗址砖瓦窑的具体情况,包括形制、遗物和窑壁题记等,推断其几处主要窑口的使用年代在672~707年。

此外,王利民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包含了博物馆及大同七县四区的代表性文物,在“魏都辉煌”部分详细介绍了北魏平城时期出土的石雕、陶器、陶俑、金银器、玻璃器等。

五边疆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遗存

该研究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著述、图录以及文集渐多。

葛承雍认为2012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石堂具有祆教色彩,石棺中的祆教祭祀净化仪式反映了入华粟特人的信仰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翟战胜整理了《周书》《旧唐书》《往五天竺国传》和《酉阳杂组》四书所记波斯、粟特地区“火祆”的线索,进而辨析上述地区唐宋时期的“火祆”信仰(《西部考古》11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刊布了2011年发掘的蒙古国后杭爱省赫列克斯浩莱山谷6号墓园和6号、7号墓园附近的2座石堆墓、5号墓园的墓室等资料,其年代大致在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此次发掘初次揭开了回鹘墓园遗址的面纱。

[日]东潮认为发现于蒙古国境内的乌兰克热姆墓的年代应早于仆固乙突墓,正是设置瀚海都护府的时期,应是根据唐朝墓葬制度,以皇帝规格建造,墓主身份与都护府有关(《北方民族考古》3辑)。

赵丛苍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衰落都伴随着强烈的军事因素。

张晓霞认为唐代织物上禽鸟纹造型既有对前代传统纹样的传承,也有对西方异域装饰风格的吸收、融合,并对后世的中国传统纹样造型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5期)。

姚沁从史料记载、出土香具等方面探寻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认为海外贸易是香料进入福建地区的主要途径。易西兵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情况,认为伴随商业贸易活动,文化交往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密切。

林悟殊认为唐代景教以海路输入为主,论证以阿罗本为首的叙利亚基督教传教士于唐贞观年间,由海路登陆广州,促使了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文物出版社)。林梅村也介绍了景教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主要包括敦煌藏经洞和高昌古城出土的波斯景教细密画(《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冉万里分类介绍中国古代摩羯形象,并讨论与之有关的十二个问题,认为摩羯图像的传入主要是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基础(《西部考古》12辑)。

彭善国详细介绍了渤海地区出土的马具、铜镜、玉璧、鱼符等遗物,认为它们应代表了渤海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情况(《边疆考古研究》20辑)。

经过对日本石椁内部残余葬具痕迹的分析,[日]岗林孝作认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葬具、壁画等应是受到唐代墓葬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日]桥本裕行认为日本温泉功能认知的形成,可能受到北魏碑铭记述,以及对唐代华清池温泉的温泉功能认知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通过梳理实物资料和文献,冯慧讨论了长柄香炉的命名问题,分析其演变规律,探讨具体用法,推测长柄香炉不仅用于供养,还有表示礼敬及导引的作用,佛、道二教均使用此物(《考古与文物》5期)。

通过讨论来通、长杯等外来物品和纹饰,以及虞弘墓石椁图像,齐东方讨论了古代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林梅村认为“拂菻”应在今称为“布拉纳古城”,两者皆源于粟特语。杨森认为中国的交椅有可能是对古埃及等地交椅结构的删繁就简,实际上也属于另外一种创新。

[美]Guitty Azarpay《阿弗拉西卜壁画——图像叙事的再思考》一文认为,阿弗拉西卜遗址“贵宾厅”壁画中神祇和宗教人物缺失,可能是由西壁壁画中描绘的诺鲁孜节日的世俗功能所导致(杨谨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

项坤鹏撰文认为“黑石号”沉船中的瓷器应是由两种途径先流散到扬州,再从扬州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到“黑石船”上(《考古与文物》6期)。

中古中国的粟特裔成为学者重要的一个关注点。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收录了51篇同名研讨会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着重于与粟特相关的墓志、葬具、画像等出土材料的刊布和研究,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历史面貌。另外,其他文集亦见有粟特人遗存的讨论,如:[美]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陈昊雯译《粟特人史君漫谈》[载魏坚主编《北方民族考古》,科学出版社]对史君墓葬出土的屏风图像进行深入解读,认为其中应该存在着三种宗教题材,这体现了折中主义和调和作用在文化交互中所发挥的作用。荣新江《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对史君墓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史君墓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是丝路上典型的入华粟特商队首领的丧葬事例;进而结合墓志所载试图将史君石堂诸屏内容与墓主仕宦的阶段性相联系。毛铭译著的“丝路译丛”系列中《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相继汇编介绍了国外学者所撰中亚考古发掘、研究所得,主要关注粟特地区所见粟特人及祆教遗存等。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唐朝华化礼俗为背景,探讨唐代入华粟特人在华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在确认虞弘为柔然族的基础上,指出北朝至隋代入华的柔然人信仰祆教有确切的文物证据,而高车人的历史及习俗显示,袁纥部或许早就接受了祆教信仰。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结合考古学资料,考察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以及二人之间的物事,意在揭示有着祆教信仰的安禄山、帝王道士唐玄宗的宗教实践及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系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共收录23篇论文和9篇书评文章,深入讨论了目前所见丝路写本所反映的文字、图像、书信格式等史料信息。

冉万里《丝路豹斑: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以“丝绸之路”为载体,通过探讨象牙、犀角、龟甲纹等九种题材在文化之间的流转,进而揭示唐代社会存在的同类器物的西域源流。

温翠芳编著《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系统论述了中古中国进口的香药在种类上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香药产地的变迁、香药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的状况、外来香药的多样化用途、不同阶层消费外来香药的状况以及消费特点。

程旭《丝路画语: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通过梳理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场景,从图像艺术中探讨唐代各民族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轨迹,探索出唐代外来文化因素在唐墓壁画中的显现,反映丝路文明的传播和发展轨迹。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在系统总结唐墓壁画分布、出土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唐墓壁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归纳和总结,并对唐代民族关系思想与实践的动态演变脉络、唐代民族交往所带来的多向文化辐射等问题进行了着重研究。

拜根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利用新出土的相关石刻墓志,探讨唐、新罗、日本的交流,也牵涉入唐高丽、百济移民在唐生活的诸多课题。

对高句丽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东北地区考古的焦点问题。2016年发表了多篇全面总结高句丽文化特点的文章。如葛继勇借助新出高乙德墓志厘清有关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新的史实,而且还可以印证或纠正现存的史籍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期]。魏存成《高句丽的山城与王城》(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高句丽山城及西部长城的研究进行分类综述,以考古发掘的所见线索,将高句丽王城分三期并作了简要介绍。魏氏还总结了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都城规划布局的发展变化,认为高句丽和渤海地区在后期皆接受了中原都城的影响[载吉林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赵俊杰以青瓷狮形器为例,探讨了在器物层面上所反映的,高句丽政权与南朝政权之间的交往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王飞峰认为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高句丽遗址可能是高句丽时期一处与“御膳房”相关的仓储遗址,其年代上限不早于371年,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魏存成系统介绍了分布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推测连云港地区唐代此类墓葬应有可能是高句丽移民的遗存。对此,[韩]朴淳发认为应是百济移民,并推测其留存原因;[日]山本孝文则结合日本地区封土石室墓对连云港石室墓进行探讨(杨萌译,《东南文化》4期)。

此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金维诺、谢继胜等主编《西域美术考古》(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现存国内外西域美术遗存进行系统介绍,并作简要综述,其中以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窟壁画为大宗。

吕章申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刊布了日本泉屋博古馆藏的唐代铜镜及鎏金器物图片。

六文物保护

通过分析检测新疆库车魏晋十六国墓M15所出的金线样本,杨军昌、于志勇、党小娟等认为其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无芯无衬捻金线,亦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墓主服饰蹙金绣的实物材料。

周智波等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具体保护修复方案为例,探讨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

韩休墓壁画自该墓发掘后,其学术价值和保护便受到学者的重视。杨文宗指出,由于不适合在原址进行墓内壁画的修复、研究和展示,在调查与评估壁画保存现状、研究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分析壁画病害原因的基础上,依据壁画地仗层与支撑体的粘接状况及操作环境等因素,采用科学方法将韩休墓壁画转移至博物馆壁画修复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通过利用仪器检测的方法,严静等也对韩休墓壁画材质和工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考古与文物》2期)。

在这一年中,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有较好的进展,从多方面着手考量莫高窟整体保护的方式方法。陈港泉等刊布了莫高窟疱疹病害的情况,对莫高窟壁画盐害机理及盐分活动规律研究,以及盐害壁画的保护措施均具有重要意义;尚瑞华等验证了莫高窟绿化对窟区微气候环境的缓冲作用,并提出了窟区景观绿化的合理建议;杜建国等刊布了莫高窟壁画地仗试件的实验结果,为莫高窟壁画的后续保护和修复工程技术研究奠定基础(《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刘洪丽等分析莫高窟降雨分布特征和窟顶戈壁降雨入渗和产流规律,为开展洞窟内壁画病害发育机理分析和实施莫高窟洪水风险预控提供理论依据(《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通过对比研究,李红寿等认为长期封闭虽可消除外界气候的影响,但湿度的增加不利于莫高窟洞窟壁画的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在数字化研究方面,吴健、陈振旺、梁金星等等都对莫高窟的数字化建设提出实践途径。

刘仁植对云冈石窟45个有石雕艺术品的洞窟内的污染物病害进行了系统调查,对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分析研究了主要污染物病害的成因和危害性(《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淳庆等认为采用不锈钢锚杆和改性泥浆灌浆的方法对六朝建康都城城墙夯土遗址进行锚杆加固,是最为合理的设计方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通过对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铜甑釜残留物的脂质分析,任萌等认为釜甑组合作为炊蒸器用于加工肉食,反映了魏晋时期当地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郑海玲等探讨利用丝蛋白加固技术对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米色绢袜进行加固保护,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针线修复(《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

相关的论著和文集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编《新疆文物保护研究论文集》(两卷本,科学出版社),收录了近几年该地区文物保护事业人员的研究成果,包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科学分析研究及其他四个方面。

郭青林等《敦煌莫高窟壁画病害水盐来源研究》从壁画结构和病害调查入手,开展了莫高窟区域地质与洞窟地层工程地质特征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了莫高窟地层含水、含盐及渗透特性,分析了莫高窟水环境特征和导致窟内壁画产生病害的水盐来源关系。

汪万福等著《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保护修复研究》针对徐显秀墓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全面评估保存现状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徐显秀墓原址保护尤其是墓葬赋存环境、墓室结构稳定性和壁画病害特征等因素间的关联性,形成了徐显秀墓的保护研究方法和保护技术。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2014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论坛——“全球视野下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论坛提交的16篇论文,重点讨论古代墓葬、石窟、古建筑壁画等多个领域的保护修复问题。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意合作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古代壁画研讨会研究成果的汇编,内容涉及壁画研究、保护、展览陈列等方面,从壁画角度探讨古代物质文化生活、中外交流以及民族关系。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责编:韩翰

本文由奥门新萄京888发布于考古新闻,转载请注明出处:奥门新萄京888:华夏文物2009年第6期,考古二零一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