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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省资兴市渡口古村落遗址考古开采,地窥见

●封面器物介绍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以南,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晚期的秦德公元年(前676年)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的294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自秦献公将都从雍东迁之后,这里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秦雍城是目前全国多处东周列国都城中保存最好,也是考古工作了解相对清楚的一处都城大遗址。豆腐战国制陶作坊遗址系目前在雍城遗址范围内发现并发掘出最大的一处专业化作坊遗存,发掘区间仅为作坊较长使用期间内一个阶段的生产场景。在秦文化层中发掘并能确认出的遗迹有陶窑、深层纯净土采集坑、泥条存储袋状坑、为作坊输水的地下陶水管道、水井、陶坯晾晒场地、用于其它拌和材料存放的长方形竖穴坑、废品堆积坑等。发掘出土的2000多件遗物中,主要有方砖、槽形板瓦、弧形板瓦、筒瓦、瓦当、贴面墙砖、陶鸽、陶俑,以及制作和烧制时所需的各类工具。在出土文物中,最具特征的是一批动物纹瓦当,有鹿蛇纹、凤鸟纹、蟾蜍纹、獾纹、虎雁纹、鹿纹、虎鹿兽纹和虎纹等,另外还有一批云纹和素面瓦当。但除个别种类外,大多数种类即在以往雍城城内及其郊外行宫建筑遗址上都曾发现过,说明这些建筑上的材料可能就来自这里。结合20世纪80年代在该遗址附近发现的铜建筑构件和新近发现的夯墙初步判断,在当时雍城的西北角可能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区,其门类除陶质建筑材料外,还有类似金属冶炼、木材加工,以及用于军事、祭祀和日常所需物资的制作。作坊区及周边夯墙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和该城是否有外廓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豆腐村遗址出土的动物纹瓦当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为研究雍城时期瓦当流行与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豆腐村作坊遗址的发现对秦都雍城陶质建材的来源、尤其是制作和烧制工艺及流程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早期,瓦当就已出现和被使用。在陕西扶风县的召陈和岐山县礼村一带的周原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当时的瓦当。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原始的瓦当。从考古资料观察,瓦当使用的初期阶段,数量很少,没有圆形,只有半圆形,而且纹面简单。其中大多为素面,少量为饕餮纹、重环纹和弦纹。其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等与王室有关系的建筑物之上。大约在春秋中晚期,秦国也开始出现和使用瓦当。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秦汉瓦当,不管是在制作工艺,还是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尤其在瓦当图案纹饰上,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由写实到写意的形式转变,奠定了东汉以后我国数百年瓦当制作和使用的基础。陕西是周秦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习惯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瓦当,与后来的秦代和汉代瓦当通称为秦汉瓦当。近几十年,来于陕西境内的诸多秦汉遗址发掘出土的瓦当,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当居全国之首。而早期秦瓦当中又以秦都雍城出土的瓦当数量和种类为最多最为精美。在雍城所出土的秦汉瓦当,其时代自春秋战国、秦代、西汉时期一直延续不断,在整个关中地区,秦汉瓦当中具有连续性、典型性、代表性的特征。

湖南省临武县渡头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发布时间:2018-12-17文章出处:湖南考古作者:陈斌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武水河南岸,西南距县城约13公里,是一处以渡头古城址为中心并包括了周边墓群的古城邑聚落遗址。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12月~2017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了渡头古城址的调查和钻探工作。2017年3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郴州市文物事业管理处、临武县文物管理所、资兴市文物管理所对渡头古城址进行主动性发掘,12月完成发掘工作。2018年对发掘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现将发掘收获简要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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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地层堆积厚薄不一,城门处地层堆积较薄,护城壕内地层堆积略厚,以TN02WO5~TN05W05四个探方的东壁剖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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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探方TN02W05~TN05W05东壁剖面图

第①层:灰色褐土,质地松软,包含大量植物根茎,厚14~60厘米。出土较多板瓦残片,为耕土层。

第②层:浅红褐土,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域,质地较松软,距离地表14~60厘米,厚13~30厘米。出土少量的板瓦、青瓷片等,还有花瓣纹、人面纹瓦当,为六朝时期文化层。

第③层:黑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30~80厘米,厚0~20厘米。出土较多残断瓦片,少量青瓷片,还有少许青瓷钵和人面纹瓦当等,为六朝时期文化层。

第④层:红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50~115厘米,厚0~30厘米。出土较多板瓦,少许青瓷片等,为六朝时期文化层。晚期护城壕开口该层下。

第⑤层:红灰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40~145厘米,厚0~65厘米。出土大量绳纹板瓦、筒瓦等,为汉代文化层。

第⑥层:红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60~205厘米,厚0~23厘米。出土少量板瓦、筒瓦等,为汉代文化层。

第⑦层:浅红灰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150~235厘米,厚0~25厘米。出土少量板瓦、筒瓦等,为汉代文化层。H40、H41开口该层下。

第⑧层:浅红灰褐色土,质地较硬,距离地表205~245厘米,厚0~25厘米。出土极少板瓦、筒瓦碎片等,为汉代文化层。G14、早期护城壕开口该层下,其中G14打破HG7。

二、遗迹

共清理遗迹63个,包括41个灰坑,12条灰沟,2条护城壕和8座清代墓葬。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清理出了两条不同时期的护城壕,且二者有着明确的打破关系,简要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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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渡头古城址发掘总平面图

1.晚期护城壕—HG6

位于北城墙外15米,保存较好。截面呈倒梯形,口宽底窄。HG6开口 TN04W05、TN05W05④层下,开口宽6米,底宽4米,残深2.6~3.2米,打破早期护城壕HG7。壕内堆积较深,以TN04W05、TN05W05东壁剖面为例,壕内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11层。

第①层:深黄色土,质地较硬,厚0~25厘米,出土极少板瓦片。

第②层:红褐土,分布于整个探方,质地较硬,厚15~30厘米,出土少量的板瓦、青瓷片等。

第③层:浅红褐色土,分布于探方东北部,质地较硬,厚0~45厘米,出土较多残断瓦片,少量青瓷片。

第④层:褐色土,分布于TN04W05东北角,质地较硬,厚0~15厘米。

第⑤层:红褐色土,分布于探方东北部,质地较硬,厚0~50厘米。

第⑥层:深红褐色土,夹杂少许黄色斑点图,分布于整个探方,质地较硬,厚30~45厘米,出土少量灰色板瓦残断。

第⑦层:浅红灰褐色土,夹杂较多黄色斑点图,分布于探方北部,质地较硬,厚0~50厘米,出土少量板瓦。

第⑧层:浅灰褐色土,分布于探方南部,质地较硬,厚0~55厘米,出土少许灰色和红色板瓦。

第⑨层:深灰褐色土,夹杂少许黄色斑点图,分布于探方南部,质地较硬,厚0~55厘米,出土少量灰色、红色板瓦残断和灰色残砖。

第⑩层:浅黄褐色土,分布于整个探方,质地较硬,厚10~65厘米,出土少量板瓦。

第⑪层:深灰褐色土,分布于整个探方,南高北低,质地较硬,厚15~35厘米,出土少许灰色板瓦和青瓷片、青瓷钵、灰色残砖。

从堆积层土质、土色、厚度以及出土遗物来看,HG6内堆积为人工多次回填形成。

2.早期护城壕—HG7

位于北城墙外北侧6米,北面与HG6相距5米。截面略呈倒梯形,口宽底较窄。HG7在探方TN01W08内保存较好,沟底往东逐步变深,但在探方TN02W05内开口遭到后期人类活动破坏,保存较差。以探方TN03W05内HG7为例,其开口 TN03W05⑧层下,被G14打破。开口宽4米,底宽1.5米,残深2.2米。壕内堆积较深,以TN02W05、TN03W05东壁剖面为例,HG7内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8层。

第①层:红褐色土,夹杂少许黄色斑点土,质地较硬,厚85~95厘米,无遗物。

第②层:浅红褐土,夹杂少许黄色斑点土,质地较硬,厚25~45厘米,无遗物。

第③层:红褐色土,夹杂少许黄色斑点土,质地较硬,厚15~25厘米,出土几片筒瓦残片。

第④层:红褐色土,质地较硬,厚15~20厘米,不见遗物。

第⑤层:深红褐色土,质地较硬,厚15~25厘米,出土少量瓦片。

第⑥层:深红褐色土,质地较硬,厚20~25厘米,出土少量板瓦、筒瓦。

第⑦层:深红褐色土,质地较硬,厚15~20厘米,出土少量板瓦、筒瓦、陶球等。

第⑧层:深红褐色土,夹杂青色淤泥土,质地松软,厚12~20厘米,不见遗物出土。

HG7各堆积层中土质、土色差别较小,包含遗物极少且基本相同,据此推测HG7内堆积应是一次性回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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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早、晚期护城壕灰坑、灰沟

清理灰坑、灰沟数量较多,形状多样,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灰坑、灰沟多为生活废弃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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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H37平、剖面图

位于TN02W05西南部和TN02W06东南部,部分位于南隔梁内。开口TN02W05、TN02W06④层下。己发掘部分平面呈不规则形,底部不规整,弧壁。开口长径685厘米,短径215厘米,底长径635厘米,短径185厘米,残深8~30厘米。坑内堆积不分层,为灰黄色沙性黏土,较致密,中夹杂少许碳粒。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残片,多见红色和灰色,瓦面多见有绳纹。从堆积结构和出土遗物来看,H28应是生活废弃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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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TN02W05方内H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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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位于TS06W08方内西北侧,开口②层下,打破③、④层。平面近长方形,弧壁,平底,大体呈东北西南向。开口长460厘米,宽190~245厘米,底长460厘米,宽54~70厘米,残深80~106厘米。G2内填土堆积可分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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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①层为深褐色黏土,质地较松软,厚0~40厘米,主要分布于沟的北侧,中夹杂少许河卵石、瓦片和陶瓷片。出土的板瓦、筒瓦残片,有灰陶和红陶两种,素面或瓦面施有绳纹;出土的陶片以灰陶为主,质地坚硬,多为陶器的口沿、器底,见有方格纹和弦纹;青瓷片,主要见有四系或六系青瓷罐残片,器表有薄青釉,素面。

第②层,为浅褐色黏土,质地较松软,厚42~106厘米,中夹杂较多瓦片、陶片、青瓷片,该层出土遗物和第①层出土遗物基本相同。

从形状和出土遗物来看,G2应是人工挖成的沟。根据沟内堆积中出土青瓷六系罐,初步推测其年代为两晋时期。

三、遗物

遗址中出土遗物较丰富,有陶器、青瓷器、铜器和铁器,以陶器为主,其次为青瓷器。其中出土陶、瓷器文物标本50余件,简要介绍如下。

陶器以残断板瓦、筒瓦数量为最多,有少量的陶器口沿、器底等。板瓦、筒瓦多为夹砂灰褐陶,有少量的夹砂红陶,基本为绳纹,有少许的粗网格纹。陶器常见器类有罐、钫、钵、盆、球和瓦当等,纹饰多为细方格纹、戳印纹、弦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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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陶器及瓦片纹饰拓片

1.弦纹3.方格纹4、5.绳纹

有两种,一种是施有粗绳纹,灰褐陶,质地坚硬,瓦较厚,且宽大,多出于TN02W06⑤层、H28。另一种是施有细绳纹,灰陶或黄陶,质地较疏松,瓦较薄,且窄小,多见于各探方的②、③层以及H7、H3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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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TN02W06⑤层出土板瓦

筒瓦主要为灰褐陶,多绳纹,少量网格纹,质地较硬。各文化层中均有出土,个别灰坑中也有出土,如H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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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H25出土筒瓦

主要为印纹硬陶罐,多灰陶和黄褐陶,常见细方格纹、弦纹和席纹等,烧制火候高。有短颈罐、盘口罐、尖唇四系罐和双唇罐等(图一二:1、2、3、5、6、7;图一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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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遗址出土硬陶罐、青瓷罐及线图

1、5.盘口罐 2、6.尖唇四系罐 3、7.短颈罐 4、8.青瓷六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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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尖唇罐 2.双唇罐 4.陶球5.陶罐 6.陶器盖

数量少。主要泥质灰陶,质地较硬,素面。常见器形为宽折沿、弧腹、平底。多见于各探方的②、③文化层。

数量较多。近圆形,器身有多个长方形小孔。多泥质灰陶,质地较硬,烧制火候高,可能是作战一类工具。多出于HG6⑩层、HG7内堆积层。

数量较多,主要为黄陶和灰褐陶,质地较硬。器表多素面,个别有凹弦纹,常见器形敛口、浅腹、平底或凹底,其中晚期护城壕、灰坑中出土数量较多(图一四:1、4-6、8、9、11、13-15;图一五:3、4)。

数量少,主要黄灰陶,质地较硬。器表多素面,个别有凹弦纹,敛口,弧腹,实底。

数量少,器形较小,多黄褐陶,质地坚硬。

共计出土8件瓦当,均为圆形,其中有4件保存基本完整,另外4件有残损。根据瓦当当面纹饰、图案的不同,可分为涡纹、卷云纹、人面纹和花瓣纹四种类型。

涡纹瓦当,2件。均出土于HG7内,编号分别为TN01W08HG7②:1、TN02W07HG7⑤:1。其中TN02W07HG7⑤:1,基本完整。圆形,直径13厘米。当心直径4.6厘米,中为一大乳钉。当面用双竖线基本等分为四格,每格内饰二涡纹,涡纹从双竖线中部向外卷曲。边轮残缺。

卷云纹瓦当,2件。一件出土于HG6内,编号为TN03W05HG6②:1,另一件出土于HG7内,编号TN03W05HG7①:1,残。其中TN03W05HG6②:1,基本完整。圆形,直径15厘米。当心直径5.2厘米,中间一大乳钉。当面用双竖线等分为四格,每格内饰一卷云纹,云纹向内卷曲较厉害。边轮残损,向外突出,残高0.8厘米。

人面纹瓦当,2件。均出土于地层中,编号分别为TN02W05②:1、TN04W05③:1。其中TN04W05③:1,基本完整。圆形,直径15厘米。当面为人面图案,大眼睛、粗眉毛、高鼻梁,露舌露齿方唇,唇外似有胡须。无边轮。

花瓣纹瓦当,2件。一件出土G4内,编号TN03W08G4:1,另一件出土地层中,编号TS04W07②:1。其中TS04W07②:1,基本完整。圆形,直径12.5厘米。当心直径4厘米,中间有一大乳钉。当面用双竖线基本均分为四格,每格内饰一花瓣,花瓣中有二蕊,四个花瓣组成一朵花。边轮残损,向外突出,残高0.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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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遗址出土陶器、青瓷器

1.陶钵 2.青瓷钵 3.陶碗4.陶钵 5.陶钵 6.陶钵 7.陶盏 8.陶钵 9.陶钵 10.青瓷钵 11.陶钵 12.陶盏 13.陶钵 14.陶钵 15.陶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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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遗址出土陶器、青瓷器线图

1.陶碗 2.陶盏 3.陶钵 4.陶钵 5.青瓷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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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涡纹瓦当 3、4.卷云纹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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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遗址出土瓦当、陶球拓片及线图

1.涡纹瓦当 2.卷云纹瓦当 3.花瓣纹瓦当 4、5.人面纹瓦当 6.陶球

主要有青瓷罐和青瓷钵。青瓷罐多为四系或六系,泥质硬陶,器表有薄青釉,主要出土G2堆积层。青瓷钵,泥质灰陶,质地较硬,器表有薄青釉,易脱落。

遗址中出土铜器、铁器均腐朽严重。其中在TN01W08②层中出土有“U”型铜器,性质作用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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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期与年代

各遗迹中有两组明确的打叠压破关系:一是在TN04WO5方内存在①→②→③→④→HG6→HG7→生土。二是在TN03W08存在:①→②→G4→HG6→生土。另外各文化层和遗迹出土遗物差别较大,时代特征明显。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的不同,可初步将渡头古城遗址分为四期。

第一期:以HG7为代表,据出土粗绳纹板瓦、涡纹瓦当以及短颈陶罐等,初步推测年代为西汉时期。其中HG7出土短颈罐与长沙西汉早期中小型墓葬出土陶罐[1]形制、纹饰相似,年代大体相近。

第二期:以文化层⑤、⑥、⑦、⑧层以及H40、H41代表。据出土绳纹板瓦、尖唇罐等,初步推测年代为东汉时期。

第三期:以HG6、H30、H31为代表。据HG6出土人面纹、卷云纹瓦当以及青瓷钵、罐等,初步推测其年代为两晋时期。

第四期:以文化层②、③、④层以及G4、H7为代表,出土器物以薄板瓦为主,另有青瓷钵、罐和花瓣纹瓦当。该时期出土的青瓷钵、花瓣纹瓦当均为南方六朝时期典型器物,初步推测其年代为六朝时期。

五、结语

通过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渡头古城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并确认其应是临武汉至六朝时期的县治所在地。

渡头古城遗址是我国湘粤古道上仅有的一处保存完整的古城邑聚落遗址,其年代明确,使用时间长。它的设立与使用,为湘粤古道的开发以及维护大一统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了安全保障作用。

渡头古城遗址也是汉、越民族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为研究古代南方边疆地区的人口迁徙、民族融合以及华夏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珍贵资料。

参考资料:

[1]宋少华:《试论长沙西汉中小型墓葬的分期》,《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岳麓出版社,1984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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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省资兴市渡口古村落遗址考古开采,地窥见近日最大南宋筒瓦。        尧上遗址内灰坑分布密集,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灰坑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一种是方形或长方形坑,平底,坑壁处理规整、光滑,共55座;另一种为不规则形灰坑,坑底形状多样,锅底状较多,显示出较大随意性,共80座。第三种为(椭)圆形灰坑,共62座。上述灰坑出土了大量罐、釜、盆、钵、甑等日用生活陶器残片及筒瓦、板瓦、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

雍城遗址出土的筒瓦和瓦当烧结块

本项目负责人:田亚岐。

图为出土的巨型筒瓦和普通陶瓦。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供图

        尧上遗址共发现8眼水井。根据口部形状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就其井壁建筑形式而言,有土坑、砖砌和井圈等三种形式。本次发掘发现3座陶窑,集中于发掘区东部,往往与水井成组分布,二者显示出较为密切的关系。在陶窑附近及其填土内发现了大量的残次品堆积,包括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及盂、釜等日用陶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个别灰坑中还发现了一批范的残片,包括瓦当范、人物俑范、青铜器范、瓦唇外范以及陶拍、陶托垫、支垫等与制陶相关的生产工具。上述重要遗迹及生产工具的集中出土,暗示着这一区域或与陶器生产相关,水井当为烧制陶器的辅助设施。

    这件筒瓦与瓦当的烧结块于2005年冬在位于雍城遗址范围内的豆腐村战国时期陶质建材作坊中被发现,具体出土的遗迹单位是该作坊区专门堆弃遴选出废品的壕沟,形状很不规则,由数件带有凤鸟纹瓦当与筒瓦粘连在一起,形成变形、扭曲的烧结块,这是该窑址内发现最大和最为典型的烧成废品。该烧结块的大小为长65、宽60、高径15厘米。它是当时窑工将很多干透的带瓦当筒瓦坯相互叠压装入窑内焙烧时,由于火候没有把握好,使窑室内温度或局部温度过高,造成部分瓦坯变软、流变,进而相互粘结成块,最后作为废品而被扔弃。该烧结块结构的瓦色青灰,密度较大,质地坚硬。筒瓦、瓦当虽已烧结变形,但是它们之间仍然留有一些缝隙,能明显判断出瓦当和筒瓦的印迹,露头的几件瓦当虽已变形,但还能辨别其纹饰为动感强烈、奔走欲飞的凤鸟纹。这件特殊文物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确认雍城内制陶作坊区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当时制瓦、烧瓦的工艺和方法有一定价值。该烧结块其整体流变自然,没有人为痕迹,有自然之美,加之瓦当上呼之欲出、动感强烈的凤鸟纹使得烧结块具有了人为艺术与自然美完美结合的艺术魅力。

中新网西安10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文物部门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于西安的栎阳遗址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筒瓦,被确认为目前中国已知体量最大的古代筒瓦。

       目前发现的四处壕沟,其中三条位于中部发掘区,呈东西向并列;另外一条位于东部发掘区。壕沟宽约2~4米,深度约1.5~3米,口部形制不甚规整。沟内常见多个灰坑交错打破现象,灰坑多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出土大量陶器残片及建筑材料。初步判断,壕沟及沟内常见的方形坑或也与陶器(建筑材料)的生产有关。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西安市阎良区,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尧上遗址出土陶器种类繁多,以罐、盆、甑、釜、椭圆形槽等器物居多。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板瓦、筒瓦以及回纹铺地砖及空心砖等建筑材料,尤具特点。板瓦、筒瓦的部纹饰有细绳纹、粗绳纹、交错绳纹之分,内部纹饰包括素面、麻点纹、布纹、方格纹、粗绳纹及细绳纹等多种。瓦的切割工艺分为外切及内切两种。板瓦从其制作工艺看,有从内侧分割的,也有从外侧分割的;从纹饰看表面有分布均匀的绳纹,还有较粗犷乃至交错的绳纹,板瓦内壁有明显泥条盘筑的痕迹和布纹、绳纹、方格纹、素面等多种形式。铺地砖纹饰大部分为十字分割的回纹和菱形纹。另外还发现带有“长生未央”戳记的空心砖。上述建筑材料的集中出土及陶文暗示着当年此处可能有大型建筑遗址。但遗憾的是,本次发掘中并未见到建筑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些带有陶文的陶器残片,有“南舍”“斄亭”“日利”以及“霸陵过氏□”等陶文。

西汉“甘泉宫”瓦当

文献记载,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此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汉高祖刘邦也曾以栎阳为都城,整顿队伍、向东挺进,逐渐完成统一全国大业。

         本次发掘出土瓦当数百面,多已残损。瓦当以图案瓦当居多。当面多以双线和单线十字分格,内区多饰方格纹、乳钉纹、曲尺纹等,外区间缀以卷云纹、连云纹、蘑菇云纹,还出土有 “长乐未央”、“千 秋万岁”及“利”等文字瓦当。这些瓦当与关中地区出土的秦汉瓦当有许多共同点,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

    名品“宫”字瓦,近有学者释出内含“甘泉宫”三字。既是西汉武帝前后的重要文物,亦反映了西汉瓦当文字处理的高超水准。现该瓦流存于海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介绍,在对古城内遗存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

       根据尧上遗址出土陶器及建筑材料的特征初步判断,遗址年代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水经注》载:“渭水又东径郿县故城南”。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郿县故城在今县东北十五里”。唐代以后的郿县县治在渭河以南,斜水之东,与今日眉县县城基本为同一地点。据此而言,位于其东北十五里的两汉眉县县治就更应该偏东,恰合于现在考古发掘所在区域。

 

“大型建筑基址中发现的长73厘米,最大径63厘米的巨型筒瓦、夔纹大瓦当残片、空心砖踏步道等指标性的遗物遗迹,揭示出这些夯土建筑应为秦高等级宫殿。”刘瑞说,出土器物残片上的“栎阳”、“宫”刻文,确认了古城是“商鞅变法”发生地的“秦都”。

       为了进一步寻找有关两汉眉县县治的相关证据并为判断发掘区所揭露遗迹的性质,考古队根据附近村民反映的情况,在发掘区外围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重点区域考古勘探。目前,已在发掘区北部以及西南部发现了成片的长条形夯土遗迹,估计与城墙有关。历年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证明,以尧上遗址为中心,周边直径约3~4公里方围分布着大量的秦汉时期墓葬,其中心区域基本不见墓葬。这一现象暗示着以尧上遗址为中心的区域可能为秦汉时期眉县县治所在,而其周边发现秦汉墓葬的区域当为秦汉眉县城内居民的墓葬区。从地形地貌,这一区域具备承载一个汉代县城的地理优势。丰富的建筑材料及成片夯土遗迹(城墙?)也为上述推断也提供了实物证据。

目录

据了解,瓦当是用来固定瓦的建筑构件。辽宁绥中秦碣石宫遗址、秦始皇陵等高等级遗址,曾经出土过体格巨大的夔纹瓦当,一般和此次栎阳遗址出土的筒瓦配套使用。筒瓦摆放在屋脊上,两头用夔纹瓦当挡住,使用其的都是大体量建筑。

        尧上遗址及附近的调查、钻探与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一处重要的秦汉聚落遗址,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秦汉时期遗迹及遗物,对研究秦汉时期的中小型聚落的特征、辨析汉代普通人群的物质遗存、了解秦汉时期普通人群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物的特征及建筑材料特点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我们确认秦汉时期右扶风一带县城一级城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有力证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时期的日用陶器和建筑材料,特别是瓦当、板瓦及筒瓦及日用陶器的演进特征、分期及工艺的研究,在考古资料上尚缺乏足够的地层学证据。而眉县尧上遗址复杂的地层关系、丰富的出土物恰恰为开展上述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毫无疑问,建立在地层关系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尧上遗址的发掘及研究将为秦汉时期的日用陶器与建筑材料的分期断代树立一个参照性的标尺。这一点,相对于目前数以万计的汉代墓葬资料及都城遗址而言,尤为可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孙周勇 李坤 刘怀君)

 

(中国文物信息网2011年3月11日4版)

●田野收获

雍城秦汉瓦当艺术    田亚岐、景宏伟   (013)

    在秦国近六百年的历史上,先后建有八座都邑,雍城是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座。秦在雍城逐渐确立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位,为争霸中原及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雍城重要历史地位,所以它的大型宫殿建筑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现在虽经历沧桑磨炼,地面建筑荡然无存,但是留在地下的建筑遗址和大量建筑材料就是当时宏大建筑的有力证明……

 

马氏庄园窑洞民居的文化艺术内涵   周俊玲、陈剑强   (026)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一种传统民居,因其冬暖夏凉、经济实用而绵延流长。陕北米脂县马氏庄园不仅包含秩序之美、和谐之美等元素,而且蕴藏着崇尚儒学的村风民俗和唯变所适的辩证思想,研究这一传统民居建筑对于展现其美的元素,服务于黄土高原的人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物丛谈

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刍议    刘金祥   (032)

    南京地区出土的六朝瓦当品种丰富,主要有云纹、人面纹、兽面纹、莲花纹瓦当等类型,它们以其鲜明的时间性、地域性,成为南京六朝时期文化的重要象征。南京六朝瓦当纹饰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自成体系、地位独特,对同时期北朝、高句丽、百济乃至后世隋唐的瓦当艺术均产生有一定影响。

 

瓦当佛韵    王锐、麻元彬   (036)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大地区流传开来,在皇家的大力提倡与积极参与下,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开窟造像,参禅礼佛之风盛行。佛教的力量不仅开始渗透人心,而且也渗入到了大众生活的许多层面,佛像瓦当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佛像瓦当作为建筑的一种局部构件自然无法与那些精致且巨大的石雕和泥塑佛造像相比拟,但在小小的方寸之地,它同样“低徊浅唱”着相同的佛韵。

 

十二生肖铜镜初论    后晓荣、罗贤鹏   (041)

    铜镜是中国古代人照面饰容的器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各时段铜镜的时代特征相当明显,其镜背所装饰的各种花纹和铭文实际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尚等有密切的关系。在众多类型的中国古代铜镜中,出现于隋、盛行于唐、延续至宋辽,直至明代的生肖铜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此类铜镜出现的背景,以及持续时间久远的原因与人们赋予此类铜镜的特殊功能有很大关系。目前有关生肖铜镜的讨论不多,除孔祥星等作了初步论述外,几乎没有专门的讨论。本文将在收集整理历年各地考古出土的十二生肖铜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展开相关讨论。

 

从青铜器纹饰看中国传统装饰美感    党蕊   (046)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装饰风格从凝重庄严转向了朴实、简洁,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纹、攻战纹等。

 

●理论新篇

顽石老玉、古陶陈茶——谈造型艺术之形质品味    杨晓阳   (049)

    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最发达的,是世界艺术各种形态中成就最高的一种形态。从原始进入文明直到现在,并未经过西方幼稚的、以科学为目标的低级阶段,而是延续了人类表情达意直到大彻大悟后不停留在表现所见所闻、向更高的天马行空般的精神、观念和理想境界探索。她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是既感性又理性的,她不是西方很长一个阶段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而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表情达意的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着“形、质、品、味”的最高无穷的境界。

 

陕西出土的古代玉器·夏商周篇   刘云辉   (053)

    1999 – 2000年,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商洛发掘了商州市东龙山遗址,在该遗址内,首次发现有明确考古地层关系的夏代玉器。

    虽然,目前陕西出土的夏商玉器数量较少,但是西周玉器数量众多。这些玉器涵盖了玉礼器、装饰器、实用玉器、葬玉四大类,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李嵩《四迷图》初考   杨休   (069)

    《四迷图》流落东瀛,或为宋明之事。日本贵族多痴迷中国文物,其间中国文物流入日本者甚多。此图于画史中五载,盖因已入日本之故。或于日本著录中可稽此图,当待日后考证。然此图经张大千、王季迁两位巨擘鉴藏,今人定会视同拱璧,列为国宝。

 

戴本孝《黄山图》解读   邱才桢   (072)

    黄山画作是否总是呈现“可居可游”的真实的游赏空间?山水画作的形式构成层面是怎样承载着画家的趣味、情操的观念的?或者说,我们在作品与画家观念之间,阐述具有多大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对晚期清初画家戴本孝《黄山图》的解读,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藏品撷粹

四海来尊、丹青写照——唐代蕃人画的样式及其功能初探   范淑英   (080)

    蕃人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描写外国或外族人物及异域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主的绘画形式,此种人物画题材在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唐代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形成目录式和情节式二种类型、四种样式。这些绘画样式一方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真实面貌,成为唐王朝宣扬大唐威仪的手段,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们对四海归一、天下大治的期盼。

 

华阴发现“杨宽”款“与华无极”瓦当    王丽红   (086)

    “与华无极”瓦当是陕西省华阴地区所特有的一类汉代文字瓦当品种,此瓦当是一极为罕见的带手写“杨宽”背款的“与华无极”瓦当。

 

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瓦掇英    路东之   (087)

    古陶文明博物馆是座落在首都北京,得到国家文物局指导和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成立的第一批民营博物馆之一。在任继愈、李学勤、李伯谦、刘庆柱等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怀帮助下,逐渐形成了有相当质量与数量的瓦当、封泥、彩陶、陶俑、古砖等系列收藏,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本期刊发了该馆收藏的重要秦汉瓦当标本,并邀请路东之馆长以诗句形式,阐述有关标本的征集、著录、研究等学术内容。作为一种学术文字的别体,以飨读者,以荣学林。

 

“永生”的剪纸贴花    钟国昌   (094)

    在宋代的瓷窑中,有两个以烧制黑釉茶盏(碗)而闻名于世的窑口,它们分别是福建的建阳窑和江西的吉州窑。其中,吉州窑以创烧了剪纸贴花及木叶纹黑釉瓷而鹤立瓷坛。

 

●书苑漫步

瓦文入印浅说   魏杰   (097)

    瓦当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建筑材料,不仅具有一般建筑材料的使用价值,又因当面装饰有丰富的纹样,别具艺术价值,受到美术家的关注。尤其是秦汉文字瓦当,因其随形就势的文字、富于变化的布局、古朴大气的造型以及寓意吉祥的文辞,更是被历代书法篆刻家所追捧和借鉴。

 

有情之图画,无声之乐章——小议中国书法·篆刻的欣赏    卢昉   (100)

    欣赏中国书法、篆刻,是一门学问。人们对于书法篆刻的兴趣和爱好,往往是出于对它们欣赏。其实,欣赏本身就是学习中不可缺少的实践活动。

 

●考古英才

禚振西与耀州窑    王楠、曾智泉   (103)

    从1973年起,禚振西开始介入并主持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在近四十年对耀州窑的研究探索与考古工作中,禚振西的名字已经与耀州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同时,耀州窑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也将禚振西带上了发现与探索的人生旅程。

 

●博物馆建设

民间工艺博物馆的灯光设计    朱尽艳   (109)

    人们了解民间艺术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开始的。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这是源远流长的手工艺的重要见证,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学术争鸣

“玉器时代”之我见    彭德   (111)

    “玉器时代”这个被考古界一些学者排斥的概念,能为中国考古提供新视角。考古学的涉及面广泛,应该有开放的姿态和不拘一格的度量,鼓励人们采用别的时代范式去切入。否则,考古将只会是考古学家顾影自怜的独脚戏。

 

《尊古斋瓦当文字》辨伪    陈根远   (114)

    《尊古斋瓦当文字》收录战国至唐瓦当拓本220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战国至西汉各类瓦当真品原拓,但也有10品颇为可疑者,文中简单为之辨。

 

●调查报告

昭陵六骏被盗经过调查    王世平   (119)

    在二十世纪初,一股贪婪的中外势力乘乱世盗运昭陵六骏。除《什伐赤》等四骏在盗运中被截获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外,《拳毛騧》《飒露紫》二骏被盗者非法贩卖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自六骏被盗之日起,各界人士从未停歇过追讨流失国宝的努力,为此,他们对被盗真相做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公正法理。王世平研究员曾于1985 – 1986年赴昭陵寻访目击者,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写成这一篇调查报告。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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