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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二零一零年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二

《考古学报》2009年1期目录

1. 揭开广东旧石器早期文化的面纱奥门新萄京888 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云浮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罗定市博物馆发掘领队:王幼平 磨刀山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发现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发掘区揭露的石制品平面分布、古人类活动区域、石器生产操作链及古人类适应行为等多方面信息,反映了亚洲东南部低纬度地区早期古人类独特的石器生产活动与适应模式,亦显示出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华南北部与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南江盆地目前已发现的60余处旧石器地点,展现出区域内由中心营地与临时活动地点组成的古人类栖居形态。同时,由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的三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岭南乃至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契机。专家点评—— 许永杰:磨刀山及南江盆地60余处旧石器地点的新发现,揭示出岭南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下远古人类的栖居形态与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进一步展现了亚洲东南部低纬度地区早期人类的石器生产与生存活动,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南江流域旧石器地点群的更新世人类栖居形态、文化序列,为深入研究华南与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进化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新资料。 丘刚:这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磨刀山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展现南江乃至广东数十万年前老祖先的生存状态,而这个时代基本与北京猿人同期。从石器相似性看,和广西百色旧石器文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可以推断,广东人起源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2. 跨越千年的文明变迁奥门新萄京888 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掘领队:顾万发 2012年至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近三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 发现了一座新砦期城址,这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这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首见二里头时期城墙基槽内奠基现象。这些发现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发现大型“回”字形二里岗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由此可彰显该建筑等级之高、聚落性质之重要。 发现一座东周时期大型城址及丰富的西周、东周时期文化遗存,有助于文献中两周时期该区域诸多封国的探索。 总之,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长、文化序列连续完整,尤其是三座先秦时期城址集中发现,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专家点评—— 李伯谦:该遗址新砦三座城址是中原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新砦城址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城址对于研究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及与郑州商城出现的关系、东周城址对于西周初年管邑的探索等学术课题分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年代序列清楚,对于补充和完善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框架亦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焦南峰: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连续、完整,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 首次发现的二里头一期、新砦期、龙山晚期三类遗存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三者的年代关系。凡此新收获,有望使新砦期研究的几个难题得以解决。 韩建业:郑州东赵遗址发现新砦期、二里头时期和东周时期三座城址,对于研究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文化格局,对于研究龙山末期至东周时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该遗址的发掘本着明确的聚落考古和区域考古的理念,全面勘探、重复发掘、工作细致认真,收获较大。还特别注意遗址的保护问题。3. 钟鸣鼎食 射御不违奥门新萄京888 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襄阳市博物馆、枣阳市博物馆发掘领队:方 勤 郭家庙墓地的发掘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铜、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鼎、盘等有“曾子”铭文。墓地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一处以曾国国君墓M1和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为中心的曾国公墓地。 从年代序列上,郭家庙墓地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曾国历史的研究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进一步厘清了郭家庙墓地与其东南约1~2公里的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基本确定了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为当时曾国都城。 M1陪葬车坑和马坑均为迄今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马坑,并首次在车坑沿边发现了柱洞遗迹;M1出土较多钟、磬、瑟、鼓等乐器,其中瑟、建鼓、彩漆木雕编钟架、编磬架,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M1出土了弓、矰矢、缴线轴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出土的墨色块状物,经检测可书写,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是墨的早期形态。 墓地出土金属制品材质多样,金、银、铜、铁、锡等均有,采用了多种制作工艺,如捶锻、模锻、冲孔、鎏金等,技术成熟,部分器物为迄今发现的这些工艺制作的最早实物,对研究古代金属器制作加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专家点评—— 李伯谦:郭家庙墓地是继随州叶家山、义地岗两处曾国国君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曾国国君墓地。填补了西周晚至春秋中期曾国文化发展的缺环,对于曾国文化分期、曾国族姓、曾随关系、曾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重要的资料,是曾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高崇文: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对全面研究曾国的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社会礼俗以及与周边各国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将墓地、居址、城址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厘清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曾国考古研究的内涵,必将促进曾国考古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 唐俊杰:发掘过程中重视实物保护,发现与保护并重,学术课题意识强,强调多学科合作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意识,堪称考古发掘研究的模范。 孟华平:笋虡所反映的乐悬规制,既勾画出叶家山、曹门湾、擂鼓墩这一曾国诸侯乐悬制度的纵向发展序列,同时也填补了礼乐制度南北相互传播影响的时代空白,对研究先秦礼乐制度意义重大。4. 洱海畔的文明之光奥门新萄京888 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发掘领队:闵 锐 大波那墓地墓葬规格在云南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应为洱海区域内一个等级较高的墓地。发掘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收集、存储信息,为后期墓地的研究保护、展示利用奠定基础。 大波那墓地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积,并且发现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齐,推测原房屋应为干栏式建筑,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东区分为南北两个墓地。本次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6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开口层位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器物初步分析,遗址与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 大波那墓地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周边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葬式也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有差异。此地为 “昆明”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专家点评—— 刘庆柱:大波那墓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有战国秦汉时期大型墓葬出土的铜棺、铜鼓、编钟等重要青铜器发现,几十年来倍受学术界关注,从而大波那被认为有可能是洱海区域的战国秦汉时代重要文化中心。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现在基本究明大波那遗址分为西区与东区,西区发现的干栏式房屋造型建筑遗址的相关遗存,佐证了其与过去发现的干栏式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的文化属性相吻合;东区发掘的25座不同规格墓葬是这次考古发现的重点,其中6座大型墓葬出土遗物类型多、数量大、信息量丰富,这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由于大波那处于古代东西与南北来往的重要通道,加之大波那墓地所代表青铜文化覆盖滇西盆地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其考古发现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结合地名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相关研究,大波那所在地的古代“云南”“昆明”等相关称谓,无疑在考古研究中有着极为突出的意义,当年汉武帝命名的“昆明池”与大波那墓地的“昆明族”文化之关系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也是大波那墓地考古发现的另一层学术意义。 杨建华:遗存组合反映了西北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例如出土西北地区很有特点的三叉护手剑。所以说该遗存是西南半月形地带上的一个点,对于研究文化交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 成熟青瓷的摇篮奥门新萄京888 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博物馆、上虞越窑青瓷发展研究中心发掘领队:郑建明 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位于宁绍平原的中部,是汉六朝时期窑业的生产中心,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制瓷技术,并引领着中国成熟青瓷制瓷业的发展。该窑址群对于探索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早期越窑技术的扩张及周边地区窑业的兴起、汉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禁山窑址正是这一时期窑址的代表。它遗迹丰富、窑炉众多而保存完整、堆积丰厚、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时代延续时间长,代表了从东汉到三国西晋时期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东汉全新成熟青瓷类型及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发展序列的发现,更在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系列的考古工作再次证明了上虞的曹娥江流域是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与第一个烧造中心。专家点评—— 王光尧:从现有的考古证据看,浙江上虞不仅是汉代成熟青瓷最早出现的地区,同时也是汉六朝时期青瓷的生产中心,引领着制瓷业的发展,所以对该地区青瓷窑址的发掘与研究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尤其是在禁山发现的汉代、三国、西晋时期连续烧造的早期青瓷窑址,窑炉保存丰富而完整、产品质量高超、种类丰富、序列完整,是汉六朝时期典型的早期越窑遗址,在确定成熟青瓷出现,及其早期发展过程,早期青瓷生产技术和窑炉形态方面,均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属于汉三国时期考古、陶瓷考古和手工业遗存考古的新发现。 秦大树:中国古代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这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然而,从原始瓷器到成熟瓷器的嬗变,核心的技术突破是什么、这一时期产品的总体面貌和生产组织形式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上虞禁山窑址的发掘,为揭示中国陶瓷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使我们真正了解东汉晚期当时的制瓷业中心曹娥江流域的生产面貌提供了全新的、翔实的资料。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丰富的遗物,其与近旁的小仙坛、大园坪窑址的遗物的不同,表明当时在这一不大的区域内数十个同时生产的窑场间的产品种类已出现了分工。其次,在一个自然的、相对封闭的较小地理单元中,汇集了备料、成形、烧成和堆放废弃物等各种瓷器生产的功能区,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一个完整瓷器生产工场的规模,其规模表明这是一种经营性的,或曰具有商品属性的生产场所。第三,清理的三座相对完整的龙窑以及大量的窑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这三座窑炉又分属东汉晚期、三国和西晋时期,使纵向比较研究十分便捷。6. 探寻高原古国的遗踪奥门新萄京888 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项目领队:仝 涛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位于传说中的古代象雄都城“琼隆银城”附近。自2012年起考古队进行了连续三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大型竖穴土坑石室墓葬,出土了包括黄金面具、“王侯”文丝绸、铜器等珍贵文物。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郊的象泉河南岸。考古队共发现五座带有竖井墓道的洞式墓,深达5米,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短柄铜镜、刻纹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天珠、短柄铜镜、彩绘木案等都是西藏地区首次发现。 根据C14数据,两处墓地的年代都在距今1800年左右,这一时段正是象雄国的强盛时期,其统治的区域主要在西藏西部地区。发掘表明象泉河流域是象雄国的核心区域。专家点评—— 施劲松:2014年在阿里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发现的墓葬,揭示出西藏高原西部象雄时期和吐蕃时期的文明。两个墓地的奇特葬俗和种类丰富的遗物,反映了当时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并显现出西藏高原与中亚和印度等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广泛的文化交流。 张建林:两处墓地均在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故如甲木墓地位于上游,曲踏墓地位于中游。两者地域接近,年代略同。尽管墓葬形制有所区别,但箱式木棺的葬具,侧身屈肢的葬式以及出土的人面金片饰、铁剑、陶器、木器则显示出较为一致的文化面貌。出土遗物中的“王侯”汉子织锦、“天珠”、铜镜、木梳、玻璃珠等均表现出多种文化的因素。 此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首先,被藏族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其次,曲踏墓地的墓葬形制与阿里地区西部遗存的古代窑洞十分相似,表明这些墓室很大程度上是仿照生前所居住的窑洞而建造的。第三,两个墓地的发现对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有重要意义。第四,出土文物中体现出与新疆、中亚、印度等地区的文化交流。7. 草原上的万国博览会奥门新萄京888 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局奥门新萄京888, 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发掘领队:陈永志 伊和淖尔墓群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周边为典型的草原地貌环境。2010~2013年间抢救性发掘3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出土了保存完整的木棺和大量精美的文物。2014年发掘了2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5座北魏时期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出土有木棺、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皮制品等珍贵遗物,其年代大致在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北魏墓葬集鲜卑文化因素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部分遗物系中西亚舶来品,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专家点评—— 宋玉彬:伊和淖尔墓群位位于北魏六镇及长城防御沿线以北,填补了锡林郭勒草原北魏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 墓葬的分区面貌较为复杂。从墓葬形制、葬具、陶器的风格特征来看,与山西大同地区北魏平城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相似,表明该墓葬群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此外,墓葬中出土的金下颌托、金项圈、鎏金银盘、铜挂链、玻璃器则具有草原特色与浓郁的西方风格,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和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为研究北魏时期的高车、柔然等民族的文化特质提供了珍贵线索。从墓群分布特征来看,应属于贵族家族墓葬。参考文献资料,可能应为高车、柔然等。因此,该墓群的发现为识别这些古代民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曹建恩:伊和淖尔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随葬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些随葬品既包括具有中原地区风格的漆器、陶瓷,又有欧亚草原地区风格的金下颌托、金项饰等,还有西方风格的人头像鎏金银盘和玻璃器。墓葬等级规格之高,为北方草原地区迄今发现的该时期墓葬之首。 伊和淖尔墓群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墓口被覆盖在近1米厚的沙土下。埋藏环境之特殊,也为研究北魏以来的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8. 煌煌大隋 天下粮仓奥门新萄京888 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浚县文物旅游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领队:王 炬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的最完备时期。作为隋代不同类型大型国家粮仓的代表——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洛阳回洛仓遗址和浚县黎阳仓遗址的首次同时发掘,以超前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水平。 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仓窖大而深,容量大,数量更多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形制特点,仓窖口大而较浅,便于粮食的储备和转运等。两处粮食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专家点评—— 史家珍:作为隋代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型官仓的代表,回洛仓和黎阳仓均具有明确的仓城布局和漕运线路,充分证明了与大运河之间的紧密联系,是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有力证据。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国家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和暂存粮食的官仓形制特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发掘,对黎阳仓遗址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如仓城的准确范围、仓窖的数量、与大伾山之间的关系以及漕运水系的更多情况等。另外,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隋代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从出土的建筑遗迹遗物特征判断,这里可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黎阳仓的所在地点。9.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奥门新萄京888 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延庆县文化委员会发掘领队:刘乃涛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主要由矿山、冶炼、居住及作坊遗址等构成,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 矿冶遗址开采矿石的矿洞遗迹分布在半山坡范围内;考古发现保存相对完整的冶铁炉10座;发现生活及作坊遗址3处;作坊遗址区发现道路和车辙遗迹;生活遗址中的房屋坐北朝南,由院门、院墙、正房、东西厢房等组成,房屋内设有火炕。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北京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发现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专家点评—— 张忠培: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不是仅仅发掘了几座冶铁炉,而是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取得了重要成果,填补了辽代冶铁史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拥有如此之大的规模而冶铁炉保存较好的辽代矿冶遗址群还是第一次发现。在全国已发掘的辽金时期的冶铁遗址中,这处冶铁遗址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冶铁炉保存的完整程度是最好的。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要做整体保护,从人类活动的思路来保护遗址,实现铁器产业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保护下来。 信立祥:如此大规模的辽代矿冶遗址群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对于我国中世纪冶金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在水泉沟揭露出的四座冶铁炉保存相对完整且结构清晰,有多次修补和使用痕迹,具有很高的研究和保存价值。冶铁炉北侧的作坊和居住遗址地层明确、各类遗存功能清晰,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赵辉: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很重要,生活区很复杂。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未来的保护利用上都有重要意义。生活区的发掘下了功夫,遗迹较为复杂,发现了房屋、道路、冶铸等遗迹。对房屋的拐角、屋墙的构筑方式、院落、遗迹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当作聚落来做。从冶炼区到生活区,这一套发现之前国内是没有的。对遗址时段的划分,空间结构布局的区分,遗迹关系的处理,像对新石器、商周遗址一样按聚落考古的思路去做。探方上隔梁的打断对遗址采取全面、系统的揭露是非常重要的,对聚落情况的复原是很有帮助的。10. 歌舞长千载 骄奢凌五公奥门新萄京888 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发掘领队:赵小帆 2013年4月~2014年11月,在新蒲杨氏土司墓地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是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有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新蒲杨氏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包括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和第29世杨烈墓三代。这些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这次发掘的三座杨氏土司墓葬,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的谱系,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专家点评—— 张忠培: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积极推进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一国多制”是统一政权内的族群与文化管理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 徐光冀:这次发掘的杨价夫妇墓,是南宋时期保存完整的未被盗过的双室土坑木椁墓。随葬器物上刻有“都统使衙公用”“雄威郎制使公用”,参照文献记载杨价“诏授雄威都统制”,说明南宋时期杨价已被朝廷封官授爵,统治当地土着,应为土司制度的前身,对研究土司制度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杭侃:杨价墓出土文物显示出其与四川地区的密切联系,大量的金银器是“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具体写照,说明了南宋后期播州杨氏实力的强大。 齐东方:杨价夫妇墓出土金银器的南宋风格浓郁,与着名的四川彭州窖藏金银器极为相似,暗示着产地相同。杨氏墓的新发现参照四川多处金银器窖藏,说明四川应是宋代又一处新型的金银器制造地,也透露相对封闭的土司政权与外界的联系。 杜金鹏: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保存完好,考古发掘采用新理念新方法,引入实验室考古,取得田野考古所难以达到的发掘效果,值得倡导。(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4月17日第6-7版)

岭南地区的历史有多悠久?是否是人们想象中的不毛之地?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600年间的早期国家如何形成?周代重要封国曾国是否比文献中的记载还要鲜活?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如早期青瓷、冶铁技术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中西文化交流是否比以往认知还要繁盛?那就来看看2014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精彩的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更多熟知或未知的历史。 广东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填补广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 广东地区史前历史有多长?已经公认的韶关马坝人、封开垌中岩人、云浮蟠龙洞人,被认为是广东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属于旧石器中期,距今约10万至20万年。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则大大延伸了广东地区的史前历史。磨刀山遗址的整体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本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 另外磨刀山遗址低效的石器生产程序、粗率的石器加工工艺及相对单一的石器组合,清楚地展示了古人类适应亚热带至热带地区环境的行为与活动特点。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由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延续至晚更新世较晚阶段,构成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相对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不同阶段的人们在原料利用、石器技术及工具组合等方面的差异,反映出亚热带—热带过渡地区更新世气候环境变迁之下古人类适应模式的演进。奥门新萄京888 11磨刀山遗址下文化层文化遗物平面分布奥门新萄京888 12磨刀山遗址手镐出土现场奥门新萄京888 13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晚期石制品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探索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材料 为探讨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经过近三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东赵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它们在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均为重要发现。 其中发现的新砦期城址、二里头时期城址、二里岗期城址尤为重要。新砦期城址是目前所知的第二座新砦期城址,也是嵩山以北区域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二里头时期的城址中发现一座卜骨坑,置有20多个个体,这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对夏代乃至先秦时期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东赵二里头文化城址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是无法回避的重点对象。二里岗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这一系列发现为探索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奥门新萄京888 14新砦期城址墙基剖面奥门新萄京888 15二里头时期城址城墙剖面奥门新萄京888 16商代二里岗期建筑基址剖面 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曾国公墓 多项之最 近年来湖北地区曾侯墓地屡有重大发现,如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擂鼓墩战国早期曾国墓群等,每一次发现都丰富了我们对两周时期该区域历史的认识。新近发掘的郭家庙墓地——春秋早期曾国国君墓地,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共出土铜、漆木、玉石、金、银、锡、陶、骨、皮革等各类质地文物近1000件套,包括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鼎、盘等有“曾子”铭文。 不得不提的是发现的多项“之最”。遗物中音乐文物最具特色,主要有钟、磬、鼓、瑟及钟架、磬架、建鼓架。钟、磬架横梁均为两端圆雕龙首,通体浮雕彩绘变形龙纹;底座为通体彩绘垂鳞纹圆雕凤鸟造型;立柱均为圆、浮雕相结合的龙凤合体的羽人形象;钟、磬、建鼓架的瑟尾彩绘浮雕龙纹。制作精美,造型独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实物。墓内出土弓、矰矢、缴线轴的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墓内出有一枚墨色块状物,为考古所见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为墨的早期形态。发现的大量金属饰件,采用了锤锻、模锻、冲孔等工艺,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采用这些工艺的实证。铜虎形饰采用了鎏金工艺,是我国最早的鎏金实物,银鱼是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最早银制品。M1陪葬的大型车坑,为目前发现的曾国最大车坑和马坑。这些发现无一不刷新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奥门新萄京888 17M1俯视图奥门新萄京888 18编磬复原示意:M1编磬跗奥门新萄京888 19凤跗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独特的“昆明族” 人们熟知云南地区的滇文化,但是否了解秦汉时期滇池西部还曾有一支强劲的“昆明族”?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拨开迷雾。该墓地是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和分布范围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墓地,其葬具、葬式特殊,完整性较好。已清理的25座墓葬共出土陶、铜、石、木器等290余件,其中鹰形铜钺、圈足铜杯、铜葫芦及铜杖首等器物最具特色。6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均有木棺木椁,随葬品有铜、铁、锡、陶、石、木、竹、藤或竹编器和葫芦等。并首次发现了云南地区的多人二次合葬墓。 大波那墓地所代表的独特的青铜时代文化是滇西地区最重要的古文化,填补了洱海区域战国、秦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构建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探讨和研究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奥门新萄京888 20M20棺内人骨和随葬器物奥门新萄京888 212014YXDM13:1 锡器奥门新萄京888 222014YXDM19:10 铜仗首 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早期越窑青瓷的新类型 唐代的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早期越窑青瓷的重要材料。该窑址揭露了包括窑炉、灰坑、灰沟等在内的丰富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高质量的成熟青瓷器,与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成熟瓷器有较大的区别,是汉代一种新的瓷器类型,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该遗址还发现了东汉-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这为我们勾勒出东汉至三国西晋不同时期的装烧工艺的发展脉络。青瓷在东汉起源后,至三国西晋达到第一个高峰,遗址中较完整半地穴式窑炉与高质量青瓷的发现、单体间隔具的发明与改进,让学界能够认识这前后的重大转折过程。奥门新萄京888 23龙窑炉奥门新萄京888 24从东汉到西晋的堆积层奥门新萄京888 25鸡首壶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奥门新萄京888二零一零年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二零一六年考古解读了哪些密码。 ——象雄王国的文明 象雄王国曾是西藏西部地区古代辉煌而灿烂的文明,公元8世吐蕃彻底征服了象雄以后,象雄文明就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人们仅能从零星的历史记载和古城的残垣断壁中遐想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文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现丰富了这一文明的历史,出土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为认识象雄王国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故如甲墓地发现了高规格墓葬,出土有丝织物、黄金面具、铁剑、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料珠等,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象雄部族的社会生活面貌。墓室内随葬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说明了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上的繁荣。出土的随葬品如方形木梳、带柄铜镜、刻纹木牌、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等,还反映了其与遥远的新疆、中亚和北印度地区有大量的文化交流。奥门新萄京888 26故如甲木墓地2013M2墓室奥门新萄京888 27曲踏墓地2014M5墓室奥门新萄京888 28曲踏墓地出土遗物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中西交流的博览会 北方草原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叱咤风云的舞台,伊和淖尔墓群这处北魏时期的家族性贵族墓地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点。其中一座墓葬棺内放置一具通体用黄色丝织品包裹的尸骨,墓主头戴金箍、颈部戴有金项饰、腰系金蹀躞带、手指上戴有金指环、脚蹬皮靴。棺内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陶器、漆器、弓箭、刀具、皮袍等遗物。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北方草原地区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墓葬中出土金属器的工艺和造型图案表现出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特点,甚至有一些遗物为中西亚舶来品,有专家称其为“中西交流的博览会”。这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奥门新萄京888 29M6出土金项圈奥门新萄京888 30M6出土金蹀躞带奥门新萄京888 31M6出土金耳环 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隋代的大型国家粮仓奥门新萄京888二零一零年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二零一六年考古解读了哪些密码。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最完备的时期,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国家粮仓对隋朝的兴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回洛仓和黎阳仓更成为隋末政权争夺战中起决定作用的着名战略因素。 经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回洛仓遗址的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它展示了隋代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与回洛仓储粮的性质不同,黎阳仓因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是大型的转运仓,其庞大的规模反映了大运河的繁荣。两处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奥门新萄京888 32回洛仓C47窖情况状况奥门新萄京888 33回洛仓漕运沟渠奥门新萄京888 34黎阳仓C6仓窖正在最后清理中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辽代的“首钢” 钢铁在现代社会中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在古代亦不例外。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发现了目前为止保存冶铁炉最多的辽代矿冶遗存,从采矿、冶炼,到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遗迹都有发现,产业链极为完整,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 辽代极其重视冶铁业,铁冶的设置以及不断地与中原地区的技术交流,对其生产力的发展和军备力量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位于辽南京附近,这处冶铁群既可能是生产兵器等军用产品的场所,也可能是辽代冶铁技术自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传播的证据之一。奥门新萄京888 35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居住遗址发掘现场奥门新萄京888 36炒钢炉C1奥门新萄京888 37水泉沟遗址炼铁炉全景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沉浮 唐朝时期平南诏杨氏开始入主播州,从唐朝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700余年,历27代。数世纪间,朝代变换、政治多变,杨氏家族经历了怎样的起落沉浮?考古发现了3座杨氏墓葬,M3为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夫妇墓,M2为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杨铿夫妇墓,M1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杨烈夫妇墓。 其中M3为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属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深入认识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该墓地也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奥门新萄京888 38杨铿墓全景奥门新萄京888 39杨价夫人墓室出土的螭首金杯奥门新萄京888 40杨价墓室出土的金台盏 每年为配合基建或主动性的考古发掘有数百项,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仅选取其中最有历史意义、学术意义的十项项目以飨公众,无论入选与否,每一项考古发掘都拓展了我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度。

从史前到元明,从陆上到水下,从室内到室外,2014年,中国考古事业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辞旧迎新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2014年的考古发现做一简单回顾。因篇幅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但从中已不难体味出考古人在这一年中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填补诸多史前文化的空白 2014年,各地加大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力度。北京周口店、山西丁村和下川、宁夏水洞沟、大窑等一些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重要遗址均再次进行了发掘,连续数年开展工作的秦岭地区、汉水流域、百色盆地等地2014年也继续考古。河北省文物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达成了合作协议,将联合在河北泥河湾地区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预示着这一华北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考古即将掀开新的一页。沈阳后山遗址确立了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并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7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新乐文化,提前至距今11万年左右。广东省郁南县河口镇磨刀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区域。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考古也不乏重要发现。浙江龙游荷花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9000年,是浙西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早期稻作遗存的发现再次证明,整个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也取得较大收获:A洞出土灶址以及大量的兽骨及用来加工坚果类食物的凹石,推测为生活区;B洞出土大量燧石石器及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石制品,推测为石器加工场所;A、B两个洞穴应该被同时使用;这些发现对于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以出土8000年前骨笛和刻画符号的龟甲而闻名;2014年进行的第八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制作精美的象牙雕板、随葬的三件骨笛和精美的绿松石串饰;还发现了大量的墓葬,以及有可能作为房屋奠基或祭祀的埋葬现象等;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贾湖文化的认识,丰富贾湖遗址的文化内涵,还为了解8000年前淮河流域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丰富的遗迹遗物,为探索6000年前长江上游大溪文化的聚落结构、生业模式、原始艺术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海南陵水桥山遗址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遗址中大面积分布的陶片为迄今所罕见,不仅是研究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谱系、古人的行为模式、生计模式、古环境变迁以及古人对此的适应等问题的新资料,也为探讨国际热点课题“南岛语族的起源”——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诸岛居民们的人群及其文化的源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寻找早期文明形成的新证据 随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各地与研究文明起源有关的重要发现不断涌现。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与尧时期的都城有关,在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内的东北部,确认了围绕在宫殿区之外的宫城,把我国历史上宫城出现的年代从夏代后期提早到夏代以前的尧舜时期。位于山东日照的尧王城遗址,探明了整个遗址南北长约2100米,东西宽约1980米,总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其规模不仅在黄河下游首屈一指,在全国同时期城址中也名列前茅;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及二圈城墙三圈环壕构成,其中内圈环壕环绕内城墙,第二圈环绕核心区,第三圈环绕了外城并将其他区域的遗址包含在内;城墙的使用年代约在距今2500—2300年前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近年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城址;2014年,在城址内城韩家圪旦的一处山峁上,发掘了一批房址和较高等级的墓葬,墓葬虽被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陶器、石骨器,为进一步研究居住在石峁城址的性质和当时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新资料。以随葬距今5000多年精美玉器的大墓而闻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2014年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彻底改变了前些年只知墓葬,不了解遗址整体布局的状况。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重新开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掘过的纵观城址、长达400米的探沟,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地层信息资料,还发现了早晚两期岳石文化城墙及相对应的壕沟、大面积岳石文化夯土台基,以及带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商代墓葬等重要遗迹。 在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出现,因其包含有部分黄河中下游文化因素而引人注目的上海广富林遗址近年再度开展大规模发掘,多所高校和地方考古所共10家单位参与工作。2014年发现崧泽-良渚文化墓地2处,发掘墓葬200余座。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良渚文化人工建筑土台,土台大致呈方形,面积近3000平方米,土台堆筑于湖沼低地之上,分多次采用草裹泥或草铺泥堆筑而成。探索夏商周时期的新资料 在夏商时期的考古也有重要收获。郑州地区东赵遗址发现了夏代后期的城址和商代早期的大型宫殿遗址,城内发现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式遗存,坑内发现完整的猪骨架、石铲、未成年人骨架、龟壳等,初步判断为祭祀遗存。此外,还发现一出土卜骨的祭祀坑,这是目前发现的夏代后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对研究夏代后期的占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发现保存较好的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时期的遗存,以中原商文化为主,融合了本土的文化因素,是中原商文化早期经略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夏商文明的南渐和江西地区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获得了该都邑的范围和布局的新资料。陕西周原考古在中断数年之后,2014年再度启动。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岐山凤雏大型建筑基址以南又发现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其中一座贵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铜礼器,车马坑里放置的车辆装饰有用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装饰。这些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周原的地位、性质乃至西周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持续数年的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的大规模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基本搞清了该城址的布局。河南洛阳伊川徐阳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墓地,发现陪葬的车马坑;在附近的宜阳县南留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古城,可能为周代西部少数民族方国陆浑戎国君的陪葬和居住地。 湖北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的发掘取得喜人成果。揭示了一处以M1为中心的曾侯墓地,共发掘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青铜器800余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余件。其中瑟、建鼓、保存完好的彩漆木雕编钟、编磬笋虡(音“句”。古代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架为笋,直架为虡——编者注)、实物形态的墨等随葬品都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采用鎏金技术制作的虎、曾国乃至春秋早期规模最大的车坑和马坑的发现都十分重要。本次发掘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的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于曾国历史研究以及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 我国古代玉器发现众多,但有关玉矿开采和玉料加工的考古材料却十分匮乏。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发现有矿脉、矿坑、作坊、基址以及石料和工具等,对研究距今4000年前后至商周时期玉料的开采及相关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2014年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绩斐然。阿敦乔鲁青铜时代早期中心性遗址和大型石构墓葬位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它的继续发掘以及对博尔塔拉河流域同时期遗址分布状况的调查,对于认识西天山地区乃至中亚地区北部青铜时代早期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显示了天山在连接东西乃至南北两侧古代文化往来中的桥梁作用。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新疆塔吉克自治县的曲曼墓地为亚欧大陆迄今罕见的考古发现。这里发现了在地表上以黑色和白色小石块构成的大范围黑色和白色条状遗迹,旁边发现同时期的多人合葬墓葬。出土的众多颇具特色的遗迹和遗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尔高原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种文明的活跃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疆青河县三海子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该遗址用石块构建的巨型圆形石堆并非墓葬,而是大型的祭祀遗址。奥门新萄京888 41新疆帕米尔吉尔赞喀勒拜火教墓地地表的黑白石条遗迹 2014年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廓雄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青稞种遗迹,并测得数据为距今约3200年,这是雅鲁藏布江上游高海拔地区首次获得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年数据。而且此次在廓雄遗址发现史前青稞种碳化物,也是西藏首次在雅江上游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作物遗存,将为研究西藏高原史前农耕及栽培作物的起源演化增添新的佐证。完善秦汉至隋唐的历史 秦汉时期 汉长安城仍在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对城内布局的认识比以前更加全面、翔实。湖北随州周家寨汉墓中发现了数量较多、保存良好、文字清晰的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对于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数术史、风俗史、社会史等提供了新材料。云南大理祥云大波那遗址发现的墓葬,在云南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为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出土280余件铜、铁、锡、陶、石、木和藤或竹编器,对于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发现战国、汉代等时期墓葬,为进一步研究黄河北岸古阴山南麓的城镇建置、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发现西汉王莽时期的大规模铸钱作坊遗址,对研究我国西汉及新莽时期的货币制度、冶铸技术等有重要的意义。奥门新萄京888 42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出土的铜钺 魏晋南北朝时期 城址考古方面: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进行的大面积发掘,确定了该座基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太极殿”遗址,对其建筑规模、形制结构、保存状况和时代有了较为具体准确的了解;通过连续数年的发掘,明确了北魏太极殿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及其对后代皇家宫殿制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属北魏时期的山西太原晋阳古城考古获得显着成果,基本探明西城的城垣四至;勘查还发现城墙豁口3处、建筑基址5处、手工业作坊遗址1处等遗迹。在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发掘中,揭露出一处较完整的官署建筑基址,可能是起草诏书、政令的中书省所在。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揭露出蜀冈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城门遗址,初步推测该门址可能与隋芳林门有关,特别是不晚于战国时期的木构水涵洞遗存,结构考察,实属罕见;自战国以宋代遗迹的发掘,为认识扬州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对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区的益州城址部分区域的发掘中,发现了始建于隋朝的人工湖“摩诃池”遗迹和唐宋时期繁华地带的商业区遗址,有助于研究益州城市发展的历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十六国大夏国都统万城、陕西省眉县柳巷城址、浙江宁波句章古城考古调查与勘探等资料也都值得关注。 佛教考古方面:邺城遗址核桃园1号建筑基址的继续发掘,明确了这座大型皇家寺院的平面布局。山东临朐白龙寺发现一组北魏末至东魏年间的寺院遗迹,出土精美佛教造像。甘肃省泾川大云寺附近的寺院遗址考古发掘,清理佛教造像窖藏坑2个,出土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还在山西太原北朝晋阳古城附近,发掘了童子寺佛阁建筑残迹和精美的壁画及石质佛雕像。 墓葬考古方面: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虽被盗掘,但从墓葬墓道两侧清理出240平方米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壁画,内容丰富多彩,有流云图、狩猎图、出行图、星像图等;这些画面含有的信息,对研究北朝时期的社会、民族、文化、生活、军事等都有重要意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华阴市发现一座未受盗扰的唐代墓葬,墓主人为唐高宗时期敦煌县令宋素与其夫人王氏同穴合葬墓。在杜陵东南两公里的少陵原上,发现了唐玄宗时期尚书右丞韩休与夫人柳氏的合葬墓;墓壁有朱雀、玄武、高士、乐舞等壁画,其中北壁东部的独屏山水画,是目前发现唐代最早的独屏山水画。 故如甲墓地和曲踏墓地位于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发掘出了仿穴居洞室墓,其形制之独特,埋藏之深度,在国内尚属首见。墓中出土的丝织物、黄金面具、铁剑、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特别是“天珠”等精美的随葬品,对于我们认识在吐蕃王国之前称雄藏北地区的古代象雄国的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并显现出当时西藏高原的人们与中亚和印度等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广泛的交流。奥门新萄京888 43西藏曲踏墓地出土的彩绘刻划纹陶器奥门新萄京888 44陶器出土时的工作照 拓展辽宋金元明的考古视野 在城址考古方面,辽上京皇城南部的道路及其临街建筑等新发现,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平面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在元上都宫城的中部,发掘一座“凹”字形高台建筑基址,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穆清阁”。江苏扬州宋宝祐城新发现了西城门西侧的一处挡水坝遗迹,可能是兼具挡水和城防功能的设施。 在墓葬考古方面,辽代显陵和乾陵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推进了对辽代帝陵的考古研究。桂林靖江昭和王陵考古报告的发表,丰富了明代王陵的研究资料。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是近年有关蒙古族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在岗嘎墓地发现86座墓,已发掘的22座墓葬的独木棺和屈肢葬,与呼伦贝尔草原已知的鲜卑墓和辽代墓明显有别,而可能与8—10世纪的室韦人有关,这从考古学上找到了蒙古族源的重要线索。由这项发现,还展现了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就蒙古族源展开综合研究的广阔前景。 土司遗存考古是近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领域。2014年,贵州遵义新蒲发掘的杨氏土司墓地,其中的宋土司杨价墓的两具棺椁被整体套箱提取至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这些土司遗存的新发现使遵义地区众多的土司城址和墓葬有机地联系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而土司考古这个领域的拓展,对研究宋元明时期西南土司地区的历史有深远意义。奥门新萄京888 45贵州遵义杨氏土司墓地中杨价夫人墓室出土的螭首金杯考古新领域蓬勃发展 实验室考古大显神通 近年来,实验室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2014年,又有多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实施了实验室考古。主要有:江苏大云山汉墓、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贵族墓、呼伦贝尔岗嘎墓地、贵州遵义土司墓等。随着工作的开展,越来越体现出实验室考古对于清理易损、易坏文物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因而也越来越受到各个考古机构的欢迎。 赴外考古引人瞩目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多家考古机构纷纷派出考古队走出国门,赴邻国开展考古工作。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第三年派遣考古队赴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明特配古城进行联合发掘,还对古城进行了高精度测绘,了解了该城址的修建年代、城墙结构及城内主要遗迹的分布。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也对乌兹别克斯坦中南部的古代遗迹进行了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数年,成绩斐然。 水下考古方兴未艾 2014年,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成立,并建成南海基地,结束了水下考古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之整合为一体。着重实施了南海I号沉船发掘和保护工程、宁波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发掘、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福建平潭区域性水下调查、西沙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等项目。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和建造的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号”2014年9月在青岛首航,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国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此外,还举行了数次围绕水下考古的学术研讨和交流。 【感谢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西藏考古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贵州省考古研究所、云南省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本版的大力支持。】(原文发表在《光明日报》2015年02月04日10版)

石家墓地是首次在甘肃庆阳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2016年至2018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遇村遗址堆积较厚,遗存内涵丰富,2018年抢救性发掘过程中亦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内两周考古工作经验,梳理、整合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既有发掘成果,进一步推动泾河上游地区商周考古的学术研究发展,9月28日至29日,“甘肃宁县石家墓地·遇村遗址发现学术研讨座谈会”在甘肃庆阳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甘肃等10余省市考古科研机构及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考察了发掘现场并就墓地和遗址的发现进行了研讨。

 

奥门新萄京888 46

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钱耀鹏(1)

与会专家观摩石家墓地出土青铜器

匈奴墓葬研究…………………………………………………………………………单月英(3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安系统介绍了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2016-2018年度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延常、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天佑、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强分别介绍了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地、成都青白江区双元村东周墓地及宁夏两周考古学文化的新发现。会议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蒙古匈奴贵族墓地初步研究…………………………………………………安炜  奚芷芳(69)

年代问题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霍   巍(89)

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的年代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北京大学赵化成教授认为,石家墓地发现多例7鼎墓,体现出墓地等级之高,墓地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早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也提出相同看法,认为石家墓地的年代能到春秋早期。北京大学刘绪教授进一步指出,石家墓地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至中期,遇村遗址墓葬区的年代与石家墓地基本接近,而居址区的年代可至西周早期,居址区内的墓葬年代也比较早,可至西周中期。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从遇村遗址墓葬M5出土铜戈、M1出土陶鬲器形特点推断,遗址的最早年代应该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专家对于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年代的判断比较一致。整体来看,石家墓地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至中期,遇村遗址的年代时间跨度较大,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中期。

江苏姜堰市天目山西周城址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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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  泰州市博物馆姜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29)

与会专家参观庆阳市博物馆历史文物展

 

性质与族属

《考古学报》2009年1期内容提要

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的性质与族属是本次会议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良高认为,应将其置于两周之际政治格局大背景下来认识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新发现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周人的兴衰与西部地区关系密切,在两周之际周人的西部世界面貌仍扑朔迷离,周王室的衰微导致其对西部地区掌控程度的下降乃至失控,从而该地区成为了周余民、戎狄和秦人在这一时期竞相角逐的舞台。赵化成教授指出,陇东地区两周时期文化遗存面貌的复杂性超出以往研究的范畴,石家墓地的埋葬习俗与秦文化墓葬有所不同,但出土器物组合及风格却与秦文化相似。关于墓地的族属,基本可以确定石家墓地不是姬姓周人的遗存,其所属族群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可能是周人戍边的将领;第二可能是属于周王朝的小封国;第三是可能最早被同化的一批戎人。综合而言,石家墓地的族属成分复杂,从葬俗和器物组合来看与遇村遗址的内涵应当有所不同。西北大学段清波教授从屈肢葬的角度出发,指出秦人由东向西迁徙已为学术界所认可,秦人西迁过程中在葬俗方面表现出商人风格,商人的腰坑葬是南北向仰身直肢葬,但遇村遗址墓葬区的腰坑葬却是东西向的屈肢葬,与商人风格的腰坑葬截然不同,这种变化是否因为族属变化所导致,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曹玮教授认为,石家墓地的出土器物多刻意模仿中原的用器特点,春秋早期部分器物接近周文化,春秋中期部分器物又接近秦文化,同时也掺杂着戎狄文化因素。陕西师范大学张懋瑢教授认为,石家墓地从葬俗看很难确认属于周文化遗存。从族属看,墓葬南北向、屈肢葬、无腰坑等埋葬特征显示其属于非典型的周秦文化。从器物组合看,盆、鼎、簋的器物组合更偏重于秦文化,器物装饰也多为秦人风格,但青铜器铭文的字形书体风格与秦文化相差甚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重点强调了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研究思路,不能单纯从某一种器物或现象解释文化归属问题。石家墓地所发掘墓葬中直肢葬很少,大墓和小墓多为屈肢葬,而且小墓中的屈肢葬比例更高,可能显示了族属的变化。他认为,石家墓地春秋中期墓葬归入秦文化中比较合适。王立新教授认为,石家墓地是非典型的姬姓余民遗存,可能为异性诸侯封国。遇村遗址西周时期的墓葬有腰坑,其来源可能与殷遗民有关,西周中期殷遗民大量东迁,导致这一地区出现文化空白。吉林大学林沄教授认为,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既不是周文化遗存,也不是秦文化遗存,但却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明显影响。他立足于石家墓地出土的金虎饰、花格剑和鍑式鼎三类北方草原文化典型器物,指出石家墓地族属探讨中不能忽视“戎狄”这个族群。戎狄文化分布范围甚广,除北方长城地带外,甘肃、陕西、山西与河北一带均有分布,过去对于戎狄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属性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周秦文化研究持续开展的同时也应加强戎狄文化研究的力度。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认可林沄教授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需要通过更全面细致的考古工作来辨认周秦文化当中是否存在戎狄文化。

 

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

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出土的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专题研究进行了重要阐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敏锐地指出,石家墓地存在几例毁墓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外族入侵还是其他原因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进行揭示。西北大学段清波教授围绕遇村遗址出土槽型板瓦展开讨论,他指出槽型板瓦作为重要的建筑构件,在公元前1千纪至公元前后的地中海东岸特别发达。中国出土槽型板瓦的时代更早至龙山时代,灵台县桥村遗址、延安市芦山峁遗址先后发现槽型板瓦。到春秋战国时期,宝鸡凤翔县马家庄宫殿遗址、西安市阎良区栎阳城都城遗址也都出土过槽型板瓦。因此,围绕槽型板瓦有必要开展大时段跨度下的资料梳理和综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注意到石家墓地出土了大量漆器,并认为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是生漆资源早期开发取得成就较早的地区,提出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加强漆器的研究和保护。张懋瑢教授重点关注石家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他认为对于青铜铭文的解读将是揭开石家墓地性质的关键环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从石家墓地部分墓葬出土金器的角度出发,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环关中地区普遍发现金器,而关中地区却极少出土金器,这一现象值得关注。金器制作在两周时期已进入到中国古代金属器制作的序列中,环关中地区金器的出现不仅涉及中国古代金属器制作工艺问题,也涉及到金器来源的问题。

钱耀鹏

下一步工作建议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  710069)

专家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就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的考古发掘、综合研究、遗址保护及开展课题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议,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考古发掘。专家一致认为,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的目前发掘范围还比较小,能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可以在发掘和初步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考虑,目前需要的是扩大墓地和遗址的发掘面积,积累更多的关键性信息,为下一阶段的综合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中国古代的斧钺及斧钺制度极为发达而严格,在世界古文明中独具特点。不仅汉字中的“王”字源于斧钺之形,斧钺还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生活的礼制之中。在系统考察史前、商周乃至历史时期有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及民族学资料的比较分析,更加凸现出斧钺的社会政治意义。斧钺之所以能够步入古代政治的历史殿堂,主要在于斧钺与古代战争的特殊关系。尤其在史前战争中,斧钺是最有效的进攻性手持兵器,使用者往往在近身战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这种兵器具备了王者之风。龙山时代的玉石质以及商周时期的青铜质斧钺,形态特征复杂而多样,结合文献中所谓斧、钺、戚等不同名称,可将斧钺分为常型斧、钺型斧、戚型斧及异型斧等多种类型,前三者可能与尺寸大小及长宽比有关,宽大为钺,纵长为戚。作为随葬品,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随葬斧钺的墓葬比例越来越小,逐渐集中于少数大中型墓葬,且大多为男性墓葬。文献记载及国内外考古发现证实,斧钺不仅是王权及皇权的象征,而且还形成了以王权政治为基础的斧钺制度,斧钺的有无、质地优劣、尺寸大小及左右位置等皆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有关。同时,斧钺还常常被神格化,作为神圣物品用于宗教祭祀等方面,甚或直接作为战神之物。斧钺制度兴于史前,成于夏商周,盛及两汉,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且一度波及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

2.综合研究。多位专家从分期研究、文化渊源和聚落考古等不同方面表达了对于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综合研究成果的期待。赵化成教授指出,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发掘墓葬及出土遗物还在初步整理阶段,墓地及遗址的分期研究工作尚未开展,目前还不足以探讨不同年代框架下各类文化因素的构成和族属问题。因此,建议及时开展分期研究,为解决族属等问题奠定基础。刘绪教授从周文化与寺洼文化关系的角度强调,以往对于庆阳地区周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相对较少,相比而言寺洼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则较多,建议将周文化和寺洼文化关系问题的解决也纳入未来的研究课题中。林沄教授认为,石家墓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及各类材质的随葬品,应该具有与之相匹配的城址及复杂的手工业系统,建议以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为突破口,开展与墓地相对应的城址的寻找工作。多位专家也同时强调了这一观点,石家墓地应该有对应的同时期城址,建议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寻找城址,进而通过揭示高等级聚落来解决“居”“葬”关系。

 

3.遗址保护。专家们普遍对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面临保护现状感到担忧,均表达了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王立新教授强调,石家墓地所在位置刚好位于村落内,大量的民房建筑对于墓地的整体揭露造成了很大不便,应该考虑与地方政府协调迁移部分民房,保证墓地揭露的完整性和综合研究的可持续性。他同时指出,遇村遗址因公路工程施工才进行抢救性发掘,施工过程对遗址的破坏比较大,如何最大程度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遇村遗址的破坏是下一步将面临的重要课题。针对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的保护现状,专家们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密切合作,开展墓地和遗址保护规划,争取早日建立国家遗址公园。

匈奴墓葬研究

4.开展课题。陕西、甘肃和宁夏都有大量的两周时期遗存,过去对于这一区域两周时期文化面貌的认识还不足,尤其是甘肃、宁夏两个省区,两周时期文化面貌尤为复杂。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建议通过大范围的系统调查与小规模的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田野工作。他结合古豳地研究的认识,认为古豳地的研究范围应由陕西泾水流域扩展到甘肃陇东地区和宁夏固原地区,研究时段也应上延至先周文化时期,争取将甘、陕、宁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进行全面揭示。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综合各位专家提出观点的基础上总结指出,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区应该依托于跨省区的大课题进行有计划、连续性的考古工作,通过开展跨省区、跨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重要遗址进行发掘。他进一步指出,宁县庙嘴坪遗址文化内涵复杂多样,遗址包含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齐家文化、铲形袋足鬲和汉代遗存,文化序列较为完整,建议优先开展调查与发掘工作,通过重要遗址的发掘优先建立陇东地区史前文化至历史时期的文化谱系。(作者:周静 刘兵兵 王永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单月英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责编:荼荼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匈奴墓葬的新材料,以及吸收和借鉴有关匈奴墓葬研究的新成果,对匈奴墓葬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1.墓葬地理分布与墓葬年代;2.典型出土器物分析;3.墓葬结构特征与埋葬礼仪;4.墓葬分期与分区。文章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器物的分析,总结出匈奴文化的一般特征(同一性)和地域传统文化因素。通过对墓葬形制、葬具结构、埋葬习俗等的分析,总结出匈奴墓葬的一般特征、埋葬礼仪、地域差异,以及墓葬结构及随葬物品等所反映出来的墓葬等级关系。最后,根据随葬物品、墓葬特征及葬仪的发展演变及异同,在时间上把匈奴墓葬分为三期,即早期(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中)、过渡期(公元1世纪中至2世纪初)和晚期(公元2世纪初—3世纪中),在地域上分为外贝加尔至黄河中游区、黄河中上游区和谢米列契区三个大区,又进一步把外贝加尔至黄河中游区细分为四个小区域。笔者认为贝加尔湖至黄河中游区为匈奴帝国势力控制区域,谢米列契区为西迁后的北匈奴曾经活动的地域,黄河中上游区为内附汉朝的南匈奴生活

地区。

 

蒙古匈奴贵族墓地初步研究

安炜  奚芷芳

 

    本文所陈,即蒙古国地区匈奴文化(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之研究现状。在参与匈奴考古发掘工作之国际研究团队中,法蒙联合考古队因其于高勒毛都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而备受瞩目。

    透过对自然环境、贵族墓地之墓葬建筑及重要随葬品的分析,我们力求得以界定出其所有者身份的特点并标示出其于草原传统中发展的连续性,此中甚且包括体现出存在于匈奴与汉帝国间紧密联系的明证。

    随葬品中属匈奴贵族所有的器物可分为三组:铜镜及令牌、棺饰、车马器。在此发掘范围之内,高勒毛都20号墓中两个空前的发现值得关注:形式不同的两辆的马车同现一处,以及当卢及带有云绕独角兽纹饰的圆形饰牌。这些大墓所见证的不只是其上层阶级,也包括了其社会内部得有效动员人力与物力的社会组织的存在。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霍   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系,成都,610064)

 

    吐蕃王国(Tibet)于公元7世纪兴起于青藏高原,是我国唐代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金银器曾见诸唐代文献记载,以其造型奇异精美而著名于世。长期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实物发现甚少,本文根据对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墓葬中出土和一批流传海外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的研究,提出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发现的实物,都可以证明吐蕃金银器从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与中原唐朝和中亚、西亚金银器相比较,其中一些精品的制作水平已达到与前者大体相当的程度,表明吐蕃已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制作中心。从吐蕃金银器当中,既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与唐、粟特、波斯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痕迹;另一方面,也能观察到吐蕃在不断兼并扩张的过程中,通过与我国北方、西北草原游牧民族发生密切的交往,在继承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汲取和创造,也逐渐形成自身具有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成为我国古代多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苏省姜堰市天目山西周城址发掘报告

 

南京博物院  泰州市博物馆

姜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2000年至2002年对位于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市城区北部的天目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遗址所在的天目山地势较高,近四面环水,形似一座小岛。两次发掘共开探沟、探方41个,发掘面积共1167平方米,并进行了钻探,确认遗址是西周时期的城址。城址分为内城和外城,清理的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等,出土了陶器、石器等遗物。城址规模较小,具有的内外城结构和水道环绕,具有南部水网地区古代城市的风格。天目山遗址作为江淮地区的一个城址在当时应具有该地区的代表性,其文化性质体现出江淮东部地区在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出土的器物组合显示:西周早中期该遗址具有江淮地区周代文化的一些共性,而与同时期宁镇地区除素面鬲这一共性外其余因素差别较大;至西周晚期,与宁镇地区开始有较多共性。在江淮地区内部,从器物组合看天目山遗址与仪征甘草山遗址具有相同性,与仪六丘陵以西的曹王塍子遗址、蒋塍子遗址以绳纹鬲为主区别较大。文献记载当时在江淮东部地区活动是古代干国,这一地区所发掘的以天目山和甘草山等遗址为代表的周代考古学文化应与干国有重要关系,对天目山遗址的文化特征的研究可以探索这一周代小国的文化特征。在发掘后该遗址先后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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