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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诺因乌拉匈奴考古的新收获,吉林哈巴河县

 

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定居兴牧水利工程抢救性发掘了东塔勒德墓地。[1]共发掘墓葬61座,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器等,其中以金器居多,约有800件。本文通过对这批墓葬资料的梳理和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尝试探讨东塔勒德墓地的时代及其与欧亚草原、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墓地概述 东塔勒德墓地位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东北约20公里的加依勒玛乡塔木齐村(加依勒玛,哈萨克语,意为“平原、河滩”)以东约10里、阿尔泰南麓的多条山梁上。墓地被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岭分为两个南北区域:北面Ⅰ区西侧山沟内有一条南北向的溪流,溪流南部是一座正在兴建的水库。墓葬分布在山岭北麓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梁上,墓地西缘山坡上有十数块岩画,凿刻有羊,牛、马等动物形象;南面Ⅱ区位于山岭南麓,集中分布在一道南北向的沙梁上。两区墓葬封堆形制大致相同,地表都有石块和砂土堆筑而成的圆形封堆,部分封堆中部向下凹陷0.2-0.5米。封堆直径6-14米,高0.2-1米。封堆底部中央均有长方形竖穴土坑,除2座封堆下有并排2个或3个墓坑外,其余封堆下只有一个墓坑。墓坑深0.6-5米不等,墓坑内填沙土,其中4座墓口石板封盖。1座墓葬墓坑西壁有一条长方形斜坡墓道。61座墓葬中,19座无葬具外,其余墓葬均有葬具,葬具依材质可分为石椁、木椁两类。石椁均为长方形,形制又分为两类:一类石椁由4-5块高0.6米、宽0.8米的石板围砌而成,这类墓葬墓坑较浅,石椁四壁高出地表,顶部有石板封盖,共有3座,均位于墓地I区;另一类石椁有多块石板围砌而成,石板低矮,呈长条状,高不足0.5米,多数长约1米,石椁长方形,这类墓葬墓坑较深,多在1.5米以上,共有32座。木椁墓3座,是由长条形木板围砌而成,2座可以看出有木质盖板,1座可见木质底板;仅墓口封盖有石板的墓葬有4座。 葬具材质、重数与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美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大致可以分为4个等级。最高等级的墓葬封堆直径14米,墓坑深约4米,葬具采用一重石椁内置一重木椁,如II区M3;第二等级封堆墓葬直径墓葬采用一重木椁;第三等级墓葬采用一重石椁;第四等级墓葬无葬具。其中石椁墓是新疆北部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墓葬类型,流传时间长久。 东塔勒德墓地56座墓葬中座墓室内人骨都有被扰乱的迹象,从残存的骨骼来看,葬式为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这些墓葬是否是下葬不久之后被扰乱,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Ⅱ区有14座墓葬,相对集中、链状分布在一道南北向沙梁上,其结构与Ⅰ区墓葬类似,但墓口较大,其中2座有向东墓道,墓道较短直,可能为了出土的方便而修建;墓穴较深,多在4米左右,最深近5米;封堆较小,直径6——14米。M3、M5、M6、M7、M9中出土了较多的以金箔制作的金饰,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黄金可能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墓葬封堆小,墓穴深也许是出于防盗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奥门新萄京888 1图一 东塔勒德墓地不同墓葬百分比图 从墓地墓葬被扰乱的痕迹看,盗扰年代可能较早,扰乱墓葬的原因也许比较复杂,不一定全是盗窃财物所致。 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检测分析,东塔勒德墓地6个人骨样本的测年结果主要集中在公元前9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2]二、文化因素分析 东塔勒德墓地在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出土遗物类别、形制特征等方面既与阿勒泰地区的克尔木齐文化、萨颜岭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文化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与克尔木齐文化的关系 196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勒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附近共清理墓葬600余座,多属于青铜时代中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其中1963年发掘的克尔木齐墓地年代最早,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时期,研究者将这类考学文化命名为克尔木齐文化。[3]这类文化陶器主要以平底筒形罐、尖底橄榄形罐为主,以坟院式墓葬为特点。 东塔勒德墓地Ⅰ区M2,以5块伸出地表的石板构筑石椁,上面封盖条石,西北角外有一陶罐,内葬有一儿童,仰身直肢,头东脚西,骨架保存较好,脚部没有石板。出土的陶罐颈处向内戳出一圈小圆窝,这类特征的陶器见于克尔木齐墓地[4]奥门新萄京888,,在北亚尤其是贝加尔湖及其周边地区比较流行[5],其中的奥库涅夫文化在这方面的特征最为明显,陶罐颈处向外戳出圆钉状凸起。奥门新萄京888 2图二 陶罐 M5竖穴土坑底部石板下出土10枚柳叶状铜镞,保存较好,其尾部有銎可插箭杆。这类铜镞在欧亚草原流传广泛。[6]克尔木齐墓地17号墓中也出土过类似铜镞,因此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奥门新萄京888 3图三 柳叶状铜镞 M19出土了一件以岩石掏挖而成的石罐,其里外经过较细腻的打磨,素面,圜底,与克尔木齐墓地出土的石罐特点一致。 可见,东塔勒德墓地中一部分墓葬年代晚于克尔木齐文化,可能属于克尔木齐文化遗民。 与萨彦——阿尔泰的关系 20世纪初,苏联考古学家格里亚兹诺夫、鲁金科等人在阿尔泰山北麓发掘了巴泽雷克、巴沙德勒、图雅赫塔等多处墓地,并将其命名为巴泽雷克文化,年代属公元前8-3世纪。该文化墓葬地面都有石块堆砌的封堆、封堆底部中央有竖穴土坑,墓室北部流行殉葬1匹或多匹配备马具的马,墓坑底部南部是落叶松圆木搭建的木椁,木椁内置一具半剖木棺。墓主人头西脚东,侧身屈肢葬。流行随葬装饰格里芬、狮、虎、鹿、羊、鹰纹的木器、毛织品、马具和武器。[7] 与此同时,苏联考古学家在萨颜岭图瓦共和国卡兹兰山、乌尤克盆地发掘了多处墓地,将其命名为乌尤克文化,年代属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其中2000-2003年德国考古学家帕尔青格和俄罗斯楚古诺夫联合发掘的阿尔赞2号王陵直径80米,出土5700多件金器、总重20公斤。包括项圈、耳环、头冠、箭箙和各式各样的小饰件、上面装饰着的丰富的动物纹图案,被发掘者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该文化大型墓葬地表也有石筑封堆、大型墓葬流行落叶松原木搭建的木椁、木椁内及墓坑外封堆内殉葬多匹马,均配备马具;中小型墓葬以石椁为葬具。[8] 东塔勒德墓地Ⅰ区M27地表有石块、土堆筑的低矮圆锥形封堆,直径约12米,正下方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底部分南北两部分,北部殉2匹马,南部是用木板搭建的长方形木椁,死者直接葬在木椁内,人、马头均向西,由于墓葬早期被盗扰,随葬品已不见,只有马嘴里含着的铁衔。这种圆形石封堆、以木椁、石椁为葬具、在墓室北侧殉葬多匹配备马具的马匹的习俗与公元前8—3 世纪萨彦-阿尔泰地区十分接近。[9]奥门新萄京888 4图四 M27 东塔勒德墓地Ⅱ区出土了较多的金器,其中圆形金箔片最多,金箔片上都有小孔,有的是一个,在中间或者在边缘;有的两个,对称分布在边缘;有的三个,分布在圆片一半的区域。这也许是出于不同装饰位置的需要而专门制作的,如一个孔在边缘的,可能是肩部或者类似位置,使其易于飘动,增加炫目效果;多个孔的则可能是固定在统一位置,组成不同图案。 以金箔制作的动物类装饰品也很多,如经过模压成型的蜷曲的雪豹,蜷曲程度不等,并且分左右,这在东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墓地出土很多,二者出土的“S”形水波纹饰件也是一致的;Ⅰ区M32中出土的以金箔制作的野猪,在阿尔赞2号墓中出土很多,二者制作工艺、图案特点是比较一致的,只是阿尔赞的更趋于规范化、图案化,同样在Ⅰ区M32中,还出土了圆锥形镶嵌绿松石的耳环,这在阿尔赞2 号墓中也有发现。奥门新萄京888 5图五奥门新萄京888 6图六 耳环奥门新萄京888 7图七 卧虎 金箔卧虎饰件,以模具把金箔压成浮雕卧虎状,为了达到虎首昂起的效果,相应部位的金箔剪开,使其模压成立体虎首。 一些金花饰件具有与巴泽雷克相近的艺术风格,如ⅡM3:2[10],以金箔剪刻成变形的动物。 可见,东塔勒德墓地出土黄金制品在制作工艺、动物纹种类、造型等方面都与萨彦——阿尔泰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十分接近。这三个临近的区域在公元前8-3世纪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联系 东塔勒德墓地ⅡM3中出土的麦粒状金饰件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墓地[11]中有同样的发现;金坠饰与黑海北岸[12]出土的几乎相同。奥门新萄京888 8图八 麦粒状金饰奥门新萄京888 9图八 坠饰件炸珠工艺在金器加工技术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距今2600多年,东塔勒德墓地这批炸珠工艺的金器,展现出了比较成熟的制作水平,依据碳十四数据以及器物、墓葬结构对比来看,应该距今在2800多年以前。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出土的一些金耳环、扇形金饰件,也使用了炸珠工艺。[13] 一些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新疆、甘肃东部、宁夏、鄂尔多斯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萨彦-阿尔泰地区文化的影响。[14]东塔勒德墓地可能不但充当了桥梁的作用,并且也是影响力的策源地之一。三、东塔勒德墓地反映出的独特手工技术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了25种用于装饰的金器[15],其中一半具有自身的特点,一半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显然,这些金器的制作技艺至少有一半源于当地考古学文化,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以金箔剪刻或者錾刻成动物形状,用事先做好的模子压印成动物形状,是这一时期金器制作的重要特色,常见的动物形象有羊、鹿、狼等,动物形象生动逼真,准确抓住了动物特征,简洁质朴。模压的装饰也有可能包在木制品上,这在巴泽雷克等墓地的永久冻土墓中有较多的发现。[16] 东塔勒德墓地Ⅱ区M3出土的金指环,以较粗的金丝弯成环状,环上焊接有戒托,以镶嵌其他物品,戒托周边焊接有金珠,并以金丝做成波折三角,内嵌有绿松石,多数已剥落。环上有錾刻的纹饰,变形的4只羊首尾相连,羊前、后肢蜷缩在一起,角紧贴脊背。这一件金器上集中体现了拉拔、镶嵌、錾刻、金珠等金器制作技艺,体现炸珠工艺的还有金花饰件,以金箔做成四片花瓣,花蕊用金柱焊接,花柄用金丝做成环,可穿细绳;金珠饰件:将五颗金珠焊接成中间空的五边形,三层五边形叠焊在一起,形成玉米棒状金珠柱。奥门新萄京888 10图九 指环奥门新萄京888 11图九 指环及展开图奥门新萄京888 12图十 金花饰件奥门新萄京888 13图十一 金珠饰件 ⅡM6出土的金鹿饰件,以金箔剪錾成回头卧鹿的形象,四肢屈卧,鹿首回望,角部稍残,鹿角形状与一些鹿石中的几乎相同;金狼饰件,以金箔剪錾成狼的形象,狼首低伏,吻部微微向上,尾部缺失一小部分。奥门新萄京888 14图十二 鹿奥门新萄京888 15图十二 狼 经过初步检测,这批金器的成分主要有金、银、铜,金含量最低的是66﹒3%,最高的达99﹒4%,含量在99%以上的金器里,均不含有银,铜元素含量变化不大,在2%左右,这些元素的变化是否是当时人们有意为之,还不是很明确。从同类器物的金属元素构成来看,对于合金比例与金属物理性能之间变化的认识,应该不是很清楚,其变化或许跟矿石来源有直接的关系。如同一种金箔卧虎饰件中,检测5件的数据结果,有5种,在66﹒3%——85﹒6%之间,银元素含量随之变化较大,铜元素变化很小。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这一批金器极有可能是当地工匠生产的,艺术风格则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有着较大的亲缘关系,并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这批金器,主要用于装饰,与亚欧草原早期人群使用金器装饰美化自身的传统是一致的[17]。 其中回首金鹿饰件独具地方特色,与古人对鹿的崇拜一脉相承,东塔勒德墓地出土的25种金器中,与鹿直接相关的有2种,由于鹿对人不具威胁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鹿不但是古代牧业人群主要的食物来源,而且以其迅捷、灵敏,被古人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动物,进而将其视为部落图腾。亚欧草原上分布较多的鹿石应该是这一崇拜现象的物化表现,鹿石上鹿嘴常呈現类似水鸟的尖喙状,此种鸟喙造型的鹿,被认为具有引领死者灵魂脱离肉身抵达天堂的神力。萨满宗教意义里,鹿也同时与“优良的军马”、“种马”等概念相连接,北极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也有相似的艺术造型,此种文化甚至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鹿崇拜现象频繁出现,如鹿首玉龙,饰有鹿首、鸟首的陶制礼器,各种鹿形纹样的器物、装饰品,殉鹿墓葬等。在巴泽雷克二号墓葬中,曾发掘出一位保存较好的古代游牧部落首領的尸体,因为长期封冻的结果,整个尸身保存完好,甚至连皮肤上的刺青都清晰如新,而鹿正是这位首領身上刺青图案的主要母題。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马匹被装扮成鹿的形象,极有可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18] 另外,ⅡM32出土的一件错金铁泡,在圆丘状铁泡表面,错金构成猛虎逐鹿的图案,错金技术在当时可能已经比较成熟。[19]四、小 1963年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墓地发掘以来,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富蕴县、布尔津县、阿勒泰市、哈巴河县清理发掘约600座古墓葬,多数墓葬有封堆,少数墓葬既有封堆,又有石圈,有的封堆内有石棺。从墓葬形制来看,有竖穴石椁墓、竖穴木椁墓,竖穴土坑墓以及无墓穴墓。 欧亚草原上牧业经济为主的文化,存在着众多文化因素延宕久远的现象,诸如墓葬类型的沿用、器皿形状的使用,尤其是金属器造型及其纹饰的传承,这在民族学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墓葬形制的多样性似乎暗示了阿勒泰地区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也天然具备了复杂性的特点。 近年来,对与亚欧草原早期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不同以往的重视,特别是对于其中发现的金属器的研究,最为突出。然而,金属器,特别是金器,因其性能稳定,传播地域广阔,其造型纹饰极有可能延续使用几百年,甚至千年,以此来断代或者研究文化因素的传播,需十二分的严谨和慎重,需结合其他器物、遗迹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金属器本身,更需结合金属矿石产地追寻,重点研究其艺术风格的时代特点。东塔勒德墓地体现的考古学文化与东哈萨克斯坦、阿尔赞2号墓、巴泽雷克墓地以及内蒙古等周边地域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东塔勒德墓地碳十四数据显示部分遗迹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这与出土遗物表现出的时代文化特征是比较一致的;而一些玛瑙珠、绿松石的加工技术显示出亚欧草原一以贯之的特征,[20]史前时期,从南西伯利亚经过阿尔泰山、天山,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初见端倪。这些或清晰或隐约的线索,是以后进一步工作和研究的方向;东塔勒德墓地墓葬结构、黄金冶炼及其加工技术等其他手工业的的对比性研究,尤其是黄金产地的准确研究,也是需要更加清楚解答的问题。(作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于建军;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马 健。原文发表于《文物》2013年03期)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于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访问北京大学,先后发表3场系列演讲,并与国内从事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等方面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对话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担任系列讲座总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文博学院、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此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时间:2012-3-25 9:36:26 来源:不详

  煎药庙西晋墓地位于邳州市新河镇陈滩村煎药庙,于村庄还耕工程取土时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 年7 月至2016 年9 月,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三家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勘探与抢救性考古发掘。

    2010年11月23日下午,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考古研究所(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代表团一行四人来我所访问。代表团团长娜塔莎(Polosmak Natalya)研究员在考古所八楼多功能厅进行了一场学术演讲,题目是:蒙古诺因乌拉(Noin Ula)匈奴考古的新收获。演讲由白云翔副所长主持。


波罗西玛克教授主攻古代中亚与西伯利亚考古、文化、艺术研究,担任南阿尔泰考古队队长,曾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进行了发掘。她在西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区的发现、发掘,以及对萨尔加特卡文化、大列奇卡文化遗址的研究,奠定了西西伯利亚南部斯基泰时期考古年代序列基础,还进一步阐释了西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古代与中世纪雕塑艺术(库赖文化青铜铸造品等)的符号意义;首次发现、发掘并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阿尔泰地区乌科克高原巴泽雷克文化“冻土墓”展开研究,并对南西伯利亚古代人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饮食、服装、化妆品、兵器、尸体防腐法、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波罗西玛克教授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新的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关于欧亚大陆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科学认知。波罗西玛克教授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科技奖项)(2005)、《国宝》考古学奖(2007)、第二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2015)等。

由于伊犁尼勒克县和特克斯县的水利工程[注: 水利工程是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也称为水工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建设, 201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涉及的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和特克斯县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两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两处墓地中发掘14座属于早期青铜时代安德[注: 司马德宗-安帝,名司马德宗(公元382~418年),孝武帝长子。孝武帝死后继位。在位22年,被刘裕买通宦官勒死,终年37岁。]罗诺沃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具有地方特点的典型陶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汤巴勒萨伊墓地位于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喀尔沃依村东牧区草场中,地处喀什河上游南岸二级台地上。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集中分布在墓地的东部,发掘7座。因地处海拔较高地区,雨水较多,封堆表面均覆盖厚0.1-0.2米的草被。墓葬地表为圆形纯黄土封堆,直径在8米左右。 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向均为西向,墓室近似方形,边长1.5—2.5米,一般东西稍长,墓深在60—100厘米之间。有单人葬、双人葬和火葬墓三种。墓主均侧身屈肢,头西脚东,面朝北,随葬品一般在头端随葬2—3件陶器(陶器旁放置1—2根羊肋骨)。个别墓主戴铜耳环、铜串珠手链和铜串珠足链。M17墓主下半身还有撒红赭土现象。出土的陶器均为素面,手制,夹砂灰陶,少量红陶,微敞口,折肩,深腹,圈足或平底。从器型看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缸形器和罐形器;喇叭口铜耳环、铜质串珠等也是该文化的典型器物风格。 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位于特克斯县城南约20公里,地处库克苏河西侧台地上,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坐标:北纬43°08’28.3”、东经081°52’59.5”,海拔1298.6米。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集中分布在墓地的中部,共7座。 发掘墓葬封堆直径7—20米,高0.5—1.2米,据封堆构成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纯土堆,一种是在土堆上覆盖一层卵石。据墓室结构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底部四周用原木相围构成简单木椁,内不见人骨(可能二次迁出或扰乱),另在木椁墓室西壁建一偏洞,内殉1人,人骨均为侧身屈肢,头北脚南,在其头侧随葬1件陶器;另一类墓室近方形,边长2—4米,墓深在60—150厘米之间,在墓室西部留有较短斜坡墓道,墓室四壁均用卵石围砌至墓口。人骨上有棚木现象。内葬一到两人,均为侧身屈肢,头西脚东,面部朝北,随葬品放置在墓主周围,一般随葬2—4件陶器和马肋骨。陶器为夹砂灰陶,磨光,微敞口,折肩,深腹,圈足。以折肩圈足为其特点,从墓葬形制、葬式葬俗和随葬品来看墓葬属于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2] 近年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在阿勒泰地区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较多,已经整理发表的资料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富蕴县塔勒德萨依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3——4合刊,29-3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9年阿勒泰市克孜加尔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35-46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古墓葬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0年,第1期,47-54页。另有一些资料正在整理中。[3] 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邵会秋:《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59~65页。[4]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5] [俄]吉谢列夫著,莫润先、潘孟陶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7页,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文中涉及:[英]莫尔古若娃:《南乌拉尔地区的雅姆纳亚文化》,《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陆腹地的复杂社会》,华盛顿,2002年。[6] LudmilaKoryakova,Andrej Epimakhov: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博士论文,2007年。[7]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8]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9]〔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145-152 页。[1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3期。[11]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333-338页。[12] 张文玲:《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13] 周广济, 赵吴成, 赵卓,花平宁, 王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10期,30页图九、37页图三一。[14]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8辑,38-84页。[1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16] 马健:《公元前8~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八期,38-84页。[17] 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3期,50-64页。[18] 陈健文:《中原与西伯利亚文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921~964页,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1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新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3期。[20] [英]杰西卡·罗森:《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1000——前650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于亚洲内陆的交流现象》,《祖先与永恒》,397~4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月29日下午,波罗西玛克教授的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讲座由林梅村教授主持,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单月英担任评议。讲座开始前,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向她颁发了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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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位于一块东西向椭圆形台地之上。根据土台残存现状与当地原住户介绍,该台地原东西长约200、南北宽约100,高出地表约2.5 米。由于还耕工程取土,台地中部被挖开一个大致呈簸箕状的豁口,周围都是已经平整的地面。墓地上为唐宋-明清时期文化堆积,下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堆积,墓葬打破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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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西玛克教授第一场讲座主要讨论蒙古国北部诺彦乌拉墓地的匈奴高等级墓葬。2005—2013年,波罗西玛克率领俄蒙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发掘,一共发掘4座匈奴贵族墓葬,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也以此为基础。2006年,俄蒙联合考古队开始对该墓地进行新一轮发掘,发掘对象是该墓地20号墓葬。波罗西玛克首先考察了匈奴墓地的选址,匈奴墓地选址一般都位于山清水秀、森林茂密的山谷地带。20号墓葬是典型的匈奴贵族墓葬:“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尺寸较大,墓上有石封堆,石堆从上至下一共分四层;墓坑深18米,墓壁呈阶梯状向下。墓葬的规模非常大,考古工作非常辛苦,发掘时间一直从夏天持续到冬天。在发掘的初始阶段,因为发现了盗坑,发掘者们情绪都相当低落,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尤其是打开椁盖板的那一刻,发掘者们非常兴奋,椁内保留了相当数量制作精美的遗物,包括一辆汉式马车和一套完整的金银车马器。这些遗物都位于原始位置,并未被破坏干扰,对于研究匈奴贵族墓的形制和葬式葬俗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车马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金银饰牌,饰牌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汉地的饰牌——这类饰牌饰有龙和独角兽的形象,这种特殊的神话动物来源于中国,所以教授判断此类饰牌源自汉帝国,此外在朝鲜(乐浪郡)同样发现此类饰牌;另一类饰牌则是典型的罗马器物——饰有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情节——萨堤尔和阿尔忒弥斯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件饰牌产于罗马帝国,可能是在西亚作战的罗马军团士兵所有,后来作为战利品为匈奴贵族所有。波罗西玛克教授认为这座墓葬虽然被盗掘,但幸运的是大部分遗物完整的保存下来,尤其是很多有机质遗物能够完好地保存。该墓出土一件漆耳杯,上面带有“元延四年”的纪年刻铭,“元延”是西汉成帝年号,“元延四年”即公元前9年,这件耳杯的发现,意味着20号墓葬的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9年或之后。墓葬中还出土了制作非常精美的纺织品,例如毛毯,尺寸很大,质地优良,饰有神兽和人像图案。这些纺织品的发现是波罗西玛克教授最引以为豪的工作。纺织品的保存状况非常差,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遭到破坏。在吸取科兹洛夫发掘经验的基础上,波罗西玛克教授带领考古队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当发现这些纺织品的时候,能够从容处理。在这里,她特别感谢了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考古研究院负责复原这些纺织品的同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卓越工作,我们现在才能够一睹2000年前匈奴纺织品的芳容。除了漆器和纺织品之外,在该墓中还发现发簪,故可判断该墓中可能埋葬有女性。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该墓中未发现人骨,仅发现五颗人类牙齿,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这五颗牙齿属于一名年轻的女性,来自现在阿塞拜疆地区或高加索地区。波罗西玛克教授强调,随葬马车的墓葬一般都埋葬男性墓主,而这座墓葬发现的牙齿属于女性,那么有可能这名女性只是陪葬,墓主应还是一名男性,只是没有发现人骨。此外,墓中还发现随葬发辫,1924年科兹洛夫发掘的墓葬中同样发现此类发辫。木椁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木棺则只剩下底部,但是木椁和木棺的结构非常完整,与汉墓或楚墓非常相似。木棺和木椁的拼接方式非常特别,利用了榫卯结构和亚腰形的连接部件,木棺上还有网状的的图像和金花装饰,这些细节皆与汉地类似。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墓中填埋青泥,这些青泥从周围湖泊搬运而来,波罗西玛克教授将这种现象与马王堆汉墓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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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药庙墓地共发掘墓葬9 座,皆南北向,墓道居北,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室墓。保存较好,形制结构完整。由墓道、前室、耳室、单后室或并列后室组成。砖室外用石灰包裹,内壁粉有石灰层。前室皆东西向,平面呈长方形。

演讲现场

波罗西玛克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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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俯瞰

    2006年2月至11月,以娜塔莎博士为领队的考古发掘队发掘了诺因乌拉墓地的两座墓葬。娜塔莎博士详细介绍了其中的一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墓葬。由于此前发掘的几座大型匈奴墓葬都位于沙地环境,加上使用大型机械发掘,所以墓葬结构的细节不太清楚,这次发掘目的之一是通过仔细的清理,了解匈奴高级墓葬的形制特点。墓葬封堆近方形,边长约25米。墓葬周围山林环绕,林木秀美,发掘者认为墓葬的选址比较符合中国的风水理论。墓葬有较长的斜坡墓道,在地表部分的墓道和封堆边缘有单层石头栽立的石墙。墓坑上部为斗形,墓坑填土中在不同的深度有四层积石,斜坡墓壁,较陡,四壁有五层阶梯。墓葬在古代已经被盗掘。墓坑下部墓室为6米深的方坑,墓室北部随葬有马、山羊的骨头。距墓口深12米的地方开始发现文物,发现车辆的遗存,有车伞、车厢装饰等。发掘者认为是汉朝皇帝赠给匈奴的。棺椁为木质结构,但已经被墓室填土压塌,加上盗墓的扰动,棺木的结构已经不清楚。墓底距墓口深18.35米,椁室为原木构筑,外面填埋特别的泥,类似汉地青膏泥的做法。墓室泥土中发现青铜器、银器、玉器、漆器和纺织品等。重要的有马具,银质龙牌,中国制作的耳杯,耳杯上有汉字。纺织品有毛毡、丝绸,有的丝绸上还绣有人物形象。一个银质的盘状物比较特别,直径为23厘米,上面捶揲出希腊-罗马风格的人物形象,表现的可能是希腊-罗马世界的神话故事。墓主只剩下几颗牙齿,根据牙齿判断,墓主为女性。根据耳杯上的文字,墓葬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9年左右。通过和马王堆汉墓等材料的对比,发掘者认为墓葬模仿了汉代的贵族墓葬的形制。

最后,波罗西玛克教授介绍了科学技术对研究这批匈奴墓的支持。首先是古DNA研究者对墓葬中随葬发辫的研究,但受限于材料保存状况较差,所以此项研究并未顺利进行。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她判断匈奴人群并不留发辫,所以这些发辫应来自周边非匈奴部落。其次,冶金专家对匈奴墓中出土的金属制品进行金属成分分析,发现前文所述来自汉地饰牌的金属成分与来自罗马饰牌的金属成分截然不同,来自汉地的饰牌金属成分为金铜合金,而来自罗马饰牌金属成分为纯度很高的金。这为我们对饰牌的分类提供了科技方面的支撑。最后,波罗西玛克教授介绍了俄罗斯地质学家对诺彦乌拉墓地金器的研究。俄罗斯西伯利亚地质学家对西伯利亚、蒙古的金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制作了完整的数据库。利用数据库比对,地质学家判断,诺彦乌拉墓地出土的金器矿源来自蒙古;但金器的制作技术和装饰纹样却是典型的汉式风格,很可能是汉地工匠利用蒙古进口而来的金矿石制作金器。

 

 

12月3日,波罗西玛克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进行了自己的第二场演讲,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担任评议。

  由于煎药庙墓地保存完整,未受盗扰,随葬品摆放位置明确,出土了金、银、铜、铁、海螺、贝、玻璃、碳精、石、漆、瓷等质地随葬品3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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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西玛克教授首先向听众放映了提取匈奴古墓纺织品的视频。视频显示,匈奴木椁距地表很深,纺织品位于木椁表面,压在厚厚一层淤泥之下,提取需要极大耐心。教授解释说,这部分纺织品原应悬于墓室四周,为壁毯/挂毯,是后来落在木椁之上的。墓坑深、淤泥厚、纺织品脆弱,提取时又要尽量保持其完整性,这是发掘时的主要困难所在。发掘完成后,还要进行室内清洗、拼对、复原。在这方面,俄国学者以前发掘巴泽雷克古墓及其他匈奴王墓时积累的经验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建立起了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提取、保护的一整套工作方法。比如,在田野工作阶段,他们用玻璃板或塑料膜衬底,将纺织品和淤泥整体起出,到室内再进一步清理。波罗西玛克教授等俄国学者对M20、M22椁外出土的纺织品作了多学科分析。首先是显微结构分析,以确定纺织品的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艺;据分析,该毯子用羊毛制成,纤维较细,表面图案为刺绣。其次是化学成分检测,主要为了分析纺织品所用染料成分,进而复原其原有颜色;据检测,该毯含有虫胶酸A、C(Laccaic acid A, C)、茜素(Alizarin)、红紫素(Purpurin)等残留,说明所用的柒料不仅有动物性的(某类甲虫),也有植物性的(茜草之类)。最后是纺织品表面图案题材分析,在这方面,波罗西玛克教授着重讲解了M20与M31出土的毛制品。M20第一件毯子上表现的是一列人面向右边一座祭坛列队而立的场景,队列中一人牵马,其余人各手持物品;祭坛右边仅有一人,面左朝向祭坛。很明显,它表现的是宗教仪式场景,而非日常生活场面。毯子上表现的均为男性,有的眼睛描绘得很大,从面相看,都为欧罗巴种;有的人留有帕提亚式短卷发,蓄八字鬍。图象中的人物均身着伊朗传统服装,其中,位于祭坛右边者着长袍,左边队列第一人着短袍,腰悬弓箭,手持一蘑菇形物。波罗西玛克教授认为,此人所持当为一种具有致幻效果的蘑菇,在宗教仪式中方便人神沟通,但不会成瘾,其作用类似祆教中使用的Haoma/Soma。祆教仪式中使用Haoma/Soma已广为学界所知,但它具体是用什么制成的,百年来却无定论,说其为麻黄或罂粟者有之,称其为鹅膏菌者亦有之,这一悬案怕只能等到发掘出真正的Haoma/Soma才可落定。不过,匈奴墓这件毯子上手持蘑菇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景,或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另外,古希腊浮雕上也有手持蘑菇进行宗教活动的图象。凡此均指向这样一种推测——Haoma/Soma是用某种蘑菇制成的。毯子上的祭坛,同样式者也见于叙利亚帕尔米拉遗址,喀喇昆仑公路岩画上也有类似图象。左侧队列中的牵马男子,左手抵额,作特殊姿势,也说明此图象表现的是宗教活动场面。而所牵马匹体型较小,为公马,其尾根部上翘,这种尾部姿势与秦兵马俑的马塑相同。马背所铺方形鞍鞯,亦见于巴泽雷克古塜和喀喇昆仑公路岩画形象,它也是帕提亚军队中采用的主要鞍鞯类型。马肩所佩圆形带饰,在键陀罗石雕中也有发现,该浮雕马匹亦使用方形鞯毯。波罗西玛克教授特别指出,毯子图象的背景上散布着蝴蝶和花朵,而蝴蝶在希腊神话中是灵魂的象征,这进一步说明毯子图象表现的不是世俗图景。有蒙古学者指出,该毯为匈奴制品,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毯子图象的核心主题及人物面貌、衣着,均与中亚关系更为密切,应是泊来品,而非匈奴自制者。讲座接近尾声时,波罗西玛克教授再次强调了诺彦-乌拉墓地所出纺织品的重要学术价值。它表现在:一、这批纺织品均为科学发掘品,共存遗物又有纪年,年代确定,大致为公元一世纪前30年;二、纺织品质量高、种类多,其中既有中国的丝绸,又有叙利亚、克什米尔的毛制品,纺织品上的图象题材更是包罗万象,这都体现了匈奴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关键地位,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12月10日,波罗西玛克教授进行了她的第三场演讲,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罗帅担任评议人。本次演讲的题目是“俄印联合考古队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调查成果”。波罗西玛克教授介绍了2015年至2018年对克什米尔谷地、藏斯卡、比尔本贾尔岭等地的调查,该地地处偏远,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考古学家知道此地,直到几年前公路的修通,才使得考古学家们有机会进入这个地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该调查主要针对贵霜时代、中世纪时期的遗址及佛教文物进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位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比尔本贾尔岭石雕像群。该石刻群规模非常庞大,由数以百计雕刻精美的石刻构成,还包括蓄水池等遗迹。石刻主要以骑马人石像为主,马上承载2-4个人,年代约公元6-7世纪。雕像雕刻精美,骑者的服装、兵器、马具等细节都制作的惟妙惟肖。骑马人的人类学特征(大长直鼻子、扁平的后脑等)及圆形的大耳环,都可以让我们将其与嚈哒(Hephthalites)硬币的人像相联系。波罗西玛克教授展示了大量精美的照片,以及石刻雕刻细节的照片,令人叹为观止。此外,波罗西玛克教授还展示了现代科技对研究此遗址的作用,包括利用航拍、三维扫描建模等方法,全方位记录该遗址的信息,并且建立了数据库,以便更加深入研究这片石刻群。教授最后推测雕像由拉其普特人——定居在印度北部的嚈哒后裔制作,拉其普特人的后裔——多格拉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个地区。雕像可能是神话中英雄或祖先的形象,也有可能是烈士纪念像。不过,这些石雕的研究还在进行过程中。

  根据墓葬前室形制的不同可分为盝顶和券顶两种。

娜塔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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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诺因乌拉匈奴考古的新收获,吉林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从头商讨。 

    接着娜塔莎又为大家介绍了他们在阿尔泰尤阔克地区(Ukok)发掘的巴泽雷克文化(Pazyryk Culture)的墓葬,尤阔克地区就在阿尔泰最高峰友谊峰的北坡,离中国的边境非常近。主要分布在阿克阿拉哈(Ak-Alakha)河流域,非常接近西边不远同一个文化性质的哈萨克斯坦拜莱尔(Berel)墓地。墓葬的形制和出土文物的特点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地(Pazyryk Barrows)以及哈萨克斯坦拜莱尔墓地发现的非常接近,比如独木棺、大量格里芬的木雕、纹身等。其中一座墓随葬了一男一女,男的45岁,女的16岁。通过病理学的分析,他们俩患有同一种遗传疾病,因此发掘者判断这两个人应当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可能是父亲和女儿,也可能是兄妹。

波罗西玛克临行前,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王炳华商讨合作事宜

  前室盝顶后室券顶墓

 

除上述系列演讲外,12月4日下午,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还组织了文研论坛——丝绸之路南道的早期文明探源。论坛上,主持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与引言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王炳华、与谈人波罗西玛克教授、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张湛博士等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丝绸之路南道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讲学活动期间,波罗西玛克教授向王炳华教授表示,她十分愿意就新疆、蒙古国、南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古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界开展学术交流、联合研究以及合作出版。结束前夕,波罗西玛克教授还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进行了商讨,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愿意积极推动上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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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型墓葬共有三座:M1、M6、M8。

 

 

翻译

  并列双后室墓 该型墓葬仅有M1 一座,为斜坡墓道双甬道单耳室前室盝顶并列双券顶后室砖石混合结构墓。墓道可见二次开挖的痕迹,填土中出土陶质幡座、灰陶鼎、灰陶盆等物。墓门2 个,皆用石板封堵,西墓门用一石板封堵,东墓门由上下两块石板封堵,其中上部封石为一阴刻龙纹画像石。墓门与前室之间都有甬道,甬道南接前室。甬道与前室之间的两门楣为一反铺的阴刻画像石,刻画面向下,内容为车马出行。前室盝顶,四壁绘有简单的黑色线条立柱和斗拱装饰的影作装饰,斗拱部分可见影作二次覆盖痕迹。前室东侧有一长方形券顶耳室。双长方形券顶墓室居南,两门楣为一块反铺的阴刻画像石,刻画面向下,内容为双龙穿环和神兽画像石。墓葬中的画像石应该为画像石的再利用。两墓室各葬一人,从出土随葬品分析东墓室葬人应为女性、西墓室应为男性。在M1 东北部有青砖砌筑的东西并列小双室结构,位于M1墓葬填土中间。虽与M1 分离,但与M1同处一墓坑之中,其上填土也有差别,下方为M1 填土,功能不明。该墓出土玻璃碗、贝类耳杯、鹦鹉螺铜釦耳杯、象牙杯、金铛、铜剑、铜泥甬、铜盆、铜熏、铁镜、画像石、钱币、陶鼎、陶盆等随葬品80 余件。

    考古所的很多学者参加了演讲,并和娜塔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星灿副所长也参加了演讲会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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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M1清理后 右:M2清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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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M3清理后与M2打破关系 右:M8清理后

 

  单后室墓 该型墓葬有:M6、M8。在墓葬墓道与前室之间皆有甬道,且M6 前室有黑色线条勾勒的影作装饰,形制同M1。

 

  M8 长斜坡墓道单甬道单耳室前室盝顶单券顶后室砖室墓。墓道居北,未见二次墓道开挖痕迹,填土中出土蟾蜍形水注等。可能由于墓葬基础的原因,该墓整体向东倾斜,约15 度。挡土墙中部砖面有“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墓门封门分内外两层,皆青砖平铺封堵。墓门与前室之间为券顶甬道。前室盝顶,东侧有一叠涩顶耳室,单后室,后室门偏向东侧。从清理情况及随葬品分析,该墓室葬有两人,亦为女东男西。该墓出土青瓷碗、青瓷罐、青瓷钵、铜钗、铜弩机、铜钱币、铁刀,石黛板、骨簪、酱褐釉烛台、小罐、灰陶碗等各类质地随葬品26 件。

 

  前后室皆券顶墓葬

 

  该型墓葬共有6 座:M2、M3、M4、M5、M7、M9。

 

  并列三后室墓 该型墓葬有三座:M2、M5、M7。

 

  M2 斜坡墓道并列三后室砖石混合结构墓。墓道填土未见二次开挖的痕迹。皆长方形青砖平铺封门,东墓门未见打开痕迹。墓道与前室之间的门楣为两块素面青条石,墓道南接前室。前室券顶中西部有再次扩建拼接痕迹。三墓室并列居南,皆长方形券顶,后室门楣为三块素面条石。东、中两后室形制相同,长度、高度相同,且墓室后部长方形铺砖从东到西为一整体,应为一次性封堵,可见,东、中两后室应为一次性修筑。而西后室顶部较高,后部封堵使用契形青砖,且前后西半部为后加,因此西后室应为最后补筑而成。由于东墓室未发现随葬品和棺钉,从清理情况及出土随葬品分析,西后室可能未葬人,中室葬人为男性,西室为女性。该墓出土黛板、盘口壶、铁镜、银簪、铜镜、弩机等随葬品30 余件。

 

蒙古诺因乌拉匈奴考古的新收获,吉林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从头商讨。  并列双后室墓 该型墓葬三座:M3、M4、M9。

 

  M3 斜坡墓道并列双后室砖室墓,东侧被M2 打破。双墓道,墓道呈八字形,东墓道残有台阶残留。墓葬有二次扩建痕迹。后室为双券顶。从出土随葬品分析,该墓后室葬人应为男西女东。该墓出土鸡首壶、盘口壶、铜熏、铜盆、金镯、金指环、铁镜、银簪、银指环等随葬品30 余件。

 

  邳州新河煎药庙墓地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分南北两排呈东南西北向排列,根据其排列方式,确定该墓地为一处家族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确定其时代为西晋时期。由于该墓地未遭盗扰,保存完整,是考古发掘中一处罕见的家族墓地。

 

  墓地中墓葬墓道的多次开挖、墓室的扩建、加建现象都非常清楚,特别是墓葬中发现的壁画、画像石,对于研究西晋时期墓葬的营建、葬俗都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随葬品中鹦鹉螺杯、玻璃碗、金铛、包金铁剑等罕见随葬品,充分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等级身份。鹦鹉螺杯、玻璃碗、海贝类耳杯的发现,反映出了西晋时期的南北、东西文化交流与贸易的信息,与海上丝绸之路格局有很大的关系,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与证据。扁壶、辟邪、鸡首壶等大量青瓷器以及陶盘、陶灶、陶仓等陶器的出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邳州作为北连鲁南、南接南京的一个过渡区域,煎药庙西晋墓地的发现具有区域空间上的意义,是一个补充中国北方、南方之间过渡地带的重要的墓地。墓地所在地域处于西晋时期下邳国行政区划之内,距西晋下邳城较近,且墓砖上发现了“下邳国县建忠里谋显伯仲伯孝伯”刻铭,说明该墓地与西晋时期的下邳国有很大的关系,应是西晋下邳国的贵族家族墓地,是研究西晋下邳国历史的重要资料。西晋时期是汉代的丧葬制度向魏晋时期的丧葬制度的过渡阶段,墓地中的九座墓葬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其时丧葬制度的变化。因此,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方面,该墓地的发现对系统研究西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丧葬制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作者:南京博物院 马永强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1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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