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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古代和亲目的是什么,征服者精

原标题:清朝与明朝相比进步在哪里?

征服者精英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的职权有重 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二元政治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它来源于征服政治学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 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正如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 领土的扩展把新的族群带进了征服者精英集团。一些族群被编入旗籍,其领袖人物的贵族头衔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另外一些族群(包括藏传佛教的 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则以清政府确认他们的精英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而归顺了大清。 虽然征服者精英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特权集团,但 1722年后宫廷视点的变化促发了精英内部自我认同的变化。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界限在旗人中变得模糊而有弹性, 主要的机制在于把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个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在满族建国的这一关键时期,自身利益和作战效率毫无疑问比民族区分更为重要。努尔哈赤以每 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来划分群体,康熙皇帝愿意把来自蒙古或汉军的整个族群并入满洲八旗。然而在18世纪,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对明王朝领土的征服已经完成,大清帝国的基础更为稳固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做了重大调整。柯娇燕描述了八旗爵位和其他职位的世袭封授在互相 竞争的候选人中引发了激烈争执,导致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发布谕旨,命令所有旗人编撰宗谱。他们注意到,宗谱从口耳相传到形诸文字的变化,强化了满族人 的宗亲观念这些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要比18世纪末更为飘忽不定。统治精英集团中的身份认同变成了家族血统之事。乾隆时期,试图保持满族认同的 诸项政策强化了对种族的重视。 伴随宗谱编撰而生的另一个趋向在旗人中强化了种族的分别。乾隆皇帝对贰臣侍奉两 个朝廷的人的重新认识,以及他对早期历史的重新撰写(旨在体现其坚持绝对忠于对一个人有养育之恩的朝廷的思想),就是对清王朝的新立场的生动注 解。由于不再有任何挑战者,清王朝要努力维持现状了。为了继续把儒家的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来加以弘扬,朝廷舍弃了归顺满族大业的汉族官员的 记忆。到了此时,这些汉族官员对大清的忠诚或要受到指责。 对贰臣的重新评价是与皇家对汉军的态度的转变相始终的。在18世纪末和 19世纪,削减旗人津贴的意图对满洲旗人有利,而对汉军则形成严重打击。许多汉军被开除旗籍,成为普通百姓。简言之,统治者越来越把汉军视为汉人而不 是征服精英集团的成员了。同样的趋势也体现于帝国对待臣民的各项政策中。弘历把自己视为统一帝国治下的各个民族的唯一君王,这也推动了征服者精英集团内部 认同各自文化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皇帝本人力求使人人满意,而其臣民蒙古人、藏族人和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则在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方面保持着明显的 民族特色。乾隆皇帝实施的各项政策使这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在清末民初公开宣布了本民族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乾隆时期朝廷的帝国观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满族人创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战斗力量八旗军,授予功勋卓著的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以贵族头衔。作为大清统治的重要支柱,这些八旗贵族被历 史渊源、帝王恩宠和通婚等维系到皇室周围。八旗精英的核心圈由属于皇室宗亲爱新觉罗一脉的亲王组成。王公、八旗贵族和旗人被精心地与明朝降民区分开来,他 们在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掌控着内廷。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皇帝成功地取消了王公的自主权,使所有贵族都臣服于皇帝的意志。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在管 理帝国的过程中让征服者精英集团与汉族文人相互制衡了。 旗人 清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向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提供了 各种特权。他们都是八旗旗人,而八旗制度是创建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制度。八旗始建于1601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军民一体化组织,用以 取代努尔哈赤早期作战时使用的规模较小的狩猎小队。旗由多个牛录组成,每个牛录由300个作战家庭组成。满族人、蒙古人、汉人和其他加入 努尔哈赤及其亲戚的队伍的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八旗遂成为办理登记、征兵、征税、动员各部族和1644年前加入满族大业的人们的行政管理单位。 1616年创建的满洲八旗不断扩大,到1635年有了蒙古八旗,到1742年有了汉军八旗。征服中国的大业就是由这些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完成的。 八旗组织把东北的各族民众聚集到一个政权之下,从而促进了满洲国家的创建。旗人的民族背景与八旗的民族界限并不总是一致的。有学者对1644年以前的档 案材料加以仔细分析后指出,1635年以前创建的每一个旗都有一支蒙古骑兵。1635年蒙古八旗建立以后,一些蒙古骑兵仍留在满洲八旗。满洲八旗中还有朝 鲜族和汉族牛录:前者属于正规部队,后者则是包衣牛录,为旗主和大汗扛旗抬鼓。在镶黄旗中甚至还有一个俄罗斯牛录,是由在17世纪末的历次战斗中被俘获的 俄罗斯士兵组成的。 除了17世纪4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外,旗人(无论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八旗的旗人)都与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明显地 区别开来。他们是自由人,与世袭包衣截然不同,后者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蒙古族、朝鲜族和汉族战俘。包衣,特别是17世纪末改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 (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也被委以内务府的重要职务。旗人由单独的法律加以约束,他们被禁止与被征服的汉人通婚。至少在理论上他 们是由国家供养的,政府让他们驻扎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东北、华北的牧场里。尽管一些旗人被逐渐同化生活在中原各要塞的旗人失去了讲满语的能力,但在汉 人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 旗人与八旗贵族的关系是由历史传统和努尔哈赤的建国活动形成的。随着旗主贝勒地位的上升, 旗人或诸申16世纪女真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的地位逐渐降低。贝勒一词最初是指首领,甚至只有很少下属的首领。例如,努尔哈赤就是16世纪 80年代初期的5个宁古塔贝勒之一,当时他手下至多有500人。在此阶段,努尔哈赤与其下属,也即他的同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他只是他们的领 头人。 自16世纪90年代努尔哈赤巩固了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并开始降服海西女真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诸申一词有了奴隶的含义。 1600年后,努尔哈赤可以惩罚甚至奴役他的诸申。与此同时,战场上的胜利使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人口越来越多,而这个群体在努尔哈赤青年时期是很小的。这个 群体的成员后来被编入了八旗的包衣牛录。 1644年,就在进入中原之前,满族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人数不多的精英 集团,他们拥有特权,其地位来源于显赫军功;人数众多的作战家庭,处于从属地位;人数日益增多的战俘,被贬为奴。这些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继续遵奉 老的氏族称号。牛录由数个不同的氏族组成,其中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往往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八旗的基本组成单位,由固山额真统率,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固山额真之上是旗主,他们是皇太极的儿子或其他近亲。贝勒和昂邦都是满洲国家参与最高决策的 官员。 除了继承世袭军事职位以外,旗人也开始按特定比例在科举考试中参与竞争,并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一半由旗 人担任;总督一般由旗人出任,而巡抚通常是汉人。这是大清联合统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旨在确保前明土地不被汉臣完全掌控。有一项研究表明,雍正皇帝委任 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皇帝直属的上三旗。旗人也与皇亲一起积极参与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贵族 世袭的八旗贵族是由非皇室嫡亲和不属于宗室的爱新觉罗组成的。努尔哈赤给予率众来归的东北部族首领大量奖赏,赐予他们妻子、奴隶、良马、军职 和世袭头衔,其中持续最久的是八旗牛录首领的头衔。1615年,努尔哈赤委任了五个理政听讼大臣,他们是努尔哈赤最著名的非亲戚部属,他们的历史 可用以说明满洲贵族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五个人是:额亦都,1587年他在努尔哈赤早期发动的一次战役中攻占巴尔达城后被称为巴图鲁 ;费英东扎尔固齐(律法制订者,15641620),被誉为努尔哈赤最有价值的部属;何和礼;扈尔汉(1576 1623),他是努尔哈赤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的;安费扬古。 他们当中有几位是通过婚姻与努尔哈赤结盟 的。与其他非汉族政权一样,清帝国在禁止与降服的前明民众通婚的同时,也利用通婚来加强与内亚盟友之间的关系。额亦都娶了努尔哈赤的妹妹; 何和礼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女;费英东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孙女。他们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异常英勇,为满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据他们的官方传记记载,他们都是 一等大臣,但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称谓,没有具体的官阶内涵。1620年,为了使八旗组织更为完善,努尔哈赤给八旗官职使用了汉名。他委任额亦都为左翼 总兵官;费英东也成了左翼总兵官左翼是由各旗集结而成的两大主力之一。费英东、安费扬古及何和礼均被封为固山额真,这是旗主之下最高的职位,后来改称 为都统。

古代封建时期,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和亲的现象出现。和亲的意思是中原统治者和草原少数民族之间达成的政治联姻,以保双方和平,那从中原嫁到草原上的公主都是牺牲品么?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并不是野蛮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而且草原上的公主也会到中原来,我们在很多清朝剧当中,应该也都看到过。当然现在大家都自由恋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在一起也都很正常。

征服者精英在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的职权有重 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二元政治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它来源于征服政治学——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 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正如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 领土的扩展把新的族群带进了征服者精英集团。一些族群被编入旗籍,其领袖人物的贵族头衔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另外一些族群(包括藏传佛教的 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则以清政府确认他们的精英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而归顺了大清。 虽然征服者精英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特权集团,但 1722年后宫廷视点的变化促发了精英内部自我认同的变化。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界限在旗人中变得模糊而有弹性, 主要的机制在于把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个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在满族建国的这一关键时期,自身利益和作战效率毫无疑问比民族区分更为重要。“以每 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来划分群体,康熙皇帝愿意把来自蒙古或汉军的整个族群并入满洲八旗。然而在18世纪,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对明王朝领土的征服已经完成,大清帝国的基础更为稳固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做了重大调整。柯娇燕描述了八旗爵位和其他职位的世袭封授在互相 竞争的候选人中引发了激烈争执,导致皇帝和皇帝先后发布谕旨,命令所有旗人编撰宗谱。他们注意到,宗谱从口耳相传到形诸文字的变化,强化了满族人 的宗亲观念——这些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要比18世纪末更为飘忽不定。统治精英集团中的身份认同变成了家族血统之事。乾隆时期,试图保持满族认同的 诸项政策强化了对种族的重视。 伴随宗谱编撰而生的另一个趋向在旗人中强化了种族的分别。乾隆皇帝对“贰臣”——侍奉两 个朝廷的人——的重新认识,以及他对早期历史的重新撰写(旨在体现其“坚持绝对忠于对一个人有养育之恩的朝廷”的思想),就是对清王朝的新立场的生动注 解。由于不再有任何挑战者,清王朝要努力维持现状了。为了继续把的“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来加以弘扬,朝廷舍弃了归顺满族大业的汉族官员的 记忆。到了此时,这些汉族官员对大清的忠诚或要受到指责。 对“贰臣”的重新评价是与皇家对汉军的态度的转变相始终的。在18世纪末和 19世纪,削减旗人津贴的意图对满洲旗人有利,而对汉军则形成严重打击。许多汉军被开除旗籍,成为普通百姓。简言之,统治者越来越把汉军视为“汉人”而不 是征服精英集团的成员了。同样的趋势也体现于帝国对待臣民的各项政策中。弘历把自己视为统一帝国治下的各个民族的唯一君王,这也推动了征服者精英集团内部 认同各自文化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皇帝本人力求使人人满意,而其臣民——蒙古人、藏族人和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则在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方面保持着明显的 民族特色。乾隆皇帝实施的各项政策使这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在清末民初公开宣布了本民族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乾隆时期朝廷的帝国观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满族人创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战斗力量——八旗军,授予功勋卓著的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以贵族头衔。作为大清统治的重要支柱,这些八旗贵族被历 史渊源、帝王恩宠和通婚等维系到皇室周围。八旗精英的核心圈由属于皇室宗亲爱新觉罗一脉的亲王组成。王公、八旗贵族和旗人被精心地与明朝降民区分开来,他 们在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掌控着内廷。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皇帝成功地取消了王公的自主权,使所有贵族都臣服于皇帝的意志。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在管 理帝国的过程中让征服者精英集团与汉族文人相互制衡了。 旗人 清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向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提供了 各种特权。他们都是八旗旗人,而八旗制度是创建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制度。八旗始建于1601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军民一体化组织,用以 取代努尔哈赤早期作战时使用的规模较小的狩猎小队。旗由多个牛录组成,每个牛录由300个作战家庭组成。满族人、蒙古人、汉人和其他加入 努尔哈赤及其亲戚的队伍的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八旗遂成为办理登记、征兵、征税、动员各部族和1644年前加入满族大业的人们的行政管理单位。 1616年创建的满洲八旗不断扩大,到1635年有了蒙古八旗,到1742年有了汉军八旗。征服中国的大业就是由这些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完成的。 八旗组织把东北的各族民众聚集到一个政权之下,从而促进了满洲国家的创建。旗人的民族背景与八旗的民族界限并不总是一致的。有学者对1644年以前的档 案材料加以仔细分析后指出,1635年以前创建的每一个旗都有一支蒙古骑兵。1635年蒙古八旗建立以后,一些蒙古骑兵仍留在满洲八旗。满洲八旗中还有朝 鲜族和汉族牛录:前者属于正规部队,后者则是包衣牛录,为旗主和大汗扛旗抬鼓。在镶黄旗中甚至还有一个俄罗斯牛录,是由在17世纪末的历次战斗中被俘获的 俄罗斯士兵组成的。 除了17世纪4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外,旗人(无论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八旗的旗人)都与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明显地 区别开来。他们是自由人,与世袭包衣截然不同,后者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蒙古族、朝鲜族和汉族战俘。包衣,特别是17世纪末改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 (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也被委以内务府的重要职务。旗人由单独的法律加以约束,他们被禁止与被征服的汉人通婚。至少在理论上他 们是由国家供养的,政府让他们驻扎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东北、华北的牧场里。尽管一些旗人被逐渐同化——生活在中原各要塞的旗人失去了讲满语的能力,但在汉 人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 旗人与八旗贵族的关系是由历史传统和努尔哈赤的建国活动形成的。随着旗主贝勒地位的上升, 旗人或诸申——16世纪女真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的地位逐渐降低。“贝勒”一词最初是指首领,甚至只有很少下属的首领。例如,努尔哈赤就是16世纪 80年代初期的5个宁古塔贝勒之一,当时他手下至多有500人。在此阶段,努尔哈赤与其下属,也即他的同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他只是他们的领 头人。 自16世纪90年代努尔哈赤巩固了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并开始降服海西女真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诸申一词有了奴隶的含义。 1600年后,努尔哈赤可以惩罚甚至奴役他的诸申。与此同时,战场上的胜利使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人口越来越多,而这个群体在努尔哈赤青年时期是很小的。这个 群体的成员后来被编入了八旗的包衣牛录。 1644年,就在进入中原之前,满族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人数不多的精英 集团,他们拥有特权,其地位来源于显赫军功;人数众多的作战家庭,处于从属地位;人数日益增多的战俘,被贬为奴。这些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继续遵奉 老的氏族称号。牛录由数个不同的氏族组成,其中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往往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是八旗的基本组成单位,由固山额真统率,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固山额真之上是旗主,他们是的儿子或其他近亲。贝勒和昂邦都是满洲国家参与最高决策的 官员。 除了继承世袭军事职位以外,旗人也开始按特定比例在科举考试中参与竞争,并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一半由旗 人担任;总督一般由旗人出任,而巡抚通常是汉人。这是大清联合统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旨在确保前明土地不被汉臣完全掌控。有一项研究表明,雍正皇帝委任 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皇帝直属的上三旗。旗人也与皇亲一起积极参与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贵族 世袭的八旗贵族是由非皇室嫡亲和不属于宗室的爱新觉罗组成的。努尔哈赤给予率众来归的东北部族首领大量奖赏,赐予他们妻子、奴隶、良马、军职 和世袭头衔,其中持续最久的是八旗牛录首领的头衔。1615年,努尔哈赤委任了五个理政听讼大臣,他们是努尔哈赤最著名的非亲戚部属,他们的历史 可用以说明满洲贵族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五个人是:额亦都(1562—1621),1587年他在努尔哈赤早期发动的一次战役中攻占巴尔达城后被称为巴图鲁 ;费英东扎尔固齐(律法制订者,1564—1620),被誉为“努尔哈赤最有价值的部属”;何和礼(1561—1624);扈尔汉(1576— 1623),他“是努尔哈赤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的”;安费扬古(1559—1622)。 他们当中有几位是通过婚姻与努尔哈赤结盟 的。与其他非汉族政权一样,清帝国在禁止与降服的前明民众通婚的同时,也利用通婚来加强与内亚盟友之间的关系。额亦都娶了努尔哈赤的妹妹; 何和礼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女;费英东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孙女。他们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异常英勇,为满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据他们的官方传记记载,他们都是 “一等大臣”,但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称谓,没有具体的官阶内涵。1620年,为了使八旗组织更为完善,努尔哈赤给八旗官职使用了汉名。他委任额亦都为左翼 总兵官;费英东也成了左翼总兵官——左翼是由各旗集结而成的两大主力之一。费英东、安费扬古及何和礼均被封为固山额真,这是旗主之下最高的职位,后来改称 为都统。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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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洲统治者把蒙古部族作为政治合作伙伴,长期保持通婚。特别是在建国之初,这种拉拢力度更大。妃子每朝都有。皇子、宗室王爷也有娶蒙古王公之女的,公主郡主嫁给蒙古贵族的也很多,并生儿育女,再承袭爵位。这就是所谓满蒙一家。

近些年来,“内陆亚洲”一词在清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在《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一文中认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内陆亚洲”是西方人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所谓“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地区民族的特色,他们所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鲜明的内陆亚洲特点,而不是汉化的特点,这使得满洲人更容易获得在内陆亚洲的认同,并取得那里诸多民族的支持,然后以此为基础实现对中国的统治,并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

清代基本上解决了蒙古问题。朝廷将蒙古各部落一一画地为牢,使之再也无法兼并壮大,威胁中原;再则,满清贵族是作为蒙古王公的同盟者而来的(也是君主),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将蒙古土地并入中国,这是最稳定、最低烈度,最成功的一次。

应用于古代国家之中即意为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和睦相亲互不侵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首领之间为了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上的联姻。而大多数时间这种“和亲”都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周边少数民族不再犯边骚扰而进行的联姻。

所谓“内陆亚洲”,在地理上主要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20世纪关注“内陆亚洲”这一概念比较早的是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他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将长城沿线的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贮存地”,论证了这一地区与内地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性及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拉铁摩尔所理解的“内陆亚洲”包括了中国的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长城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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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心里,我大汉朝就是富庶的、文明的天朝大国,大汉朝更是认为他们是蛮荒部族。与之通婚,是把我们的公主下嫁,他们不但得到了公主,还得到丰厚的陪嫁,包括文化。我们的公主下嫁单于,所以叫赐婚,他们就是在享受我们的赏赐。我们的王孙公子,天皇贵胄是不愿意娶他们落后,没有文化的部族的女子为妻。当然我们的公主也不愿远嫁蛮荒之地,但为了求边关的短暂安宁,她们只能成为牺牲品奥门新萄京888,!

与拉铁摩尔不同的是,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傅礼初教授想引入一个世界史的概念,更倾向于把内陆亚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更倾向于探讨这一地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仅仅是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朝在亚洲腹地》)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世纪到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

考据学发达。这是事实,无可争辩。无论清代大儒们皓首穷经的生活让你有多么不满,但至少在学术方面,其结果是,考据学成果超过历代前人。古文尚书之证伪是在清代方盖棺定论,甲骨文的发现及兴盛也是在清代。

满清时代与蒙古联姻,又与“和亲”所不同。清朝向来都与蒙古联姻结盟,有公主嫁出去,也将大量蒙古贵族娶过来,比如清朝很多皇后妃嫔都是蒙古贵族。而清朝嫁去蒙古的公主,大多都是不能怀孕的“石女”。

傅礼初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清史”思潮,则把“内陆亚洲”当作一个基础概念。“新清史”的学者们抓住了过去在“大汉族主义”史观下,边疆民族历史被边缘化的缺陷,通过对诸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研究,沿着傅礼初的路径,继续探索这些地区的满洲、蒙古、西藏等独特历史及其与汉人居住地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一个政治的、文化上的单位,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内在特质。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是由内陆亚洲(Inner Asia)和内地(China Proper)两部分组成的,而王朝的建立者满洲人,自然会对内陆亚洲的特性有着巨大的天然亲和力和认同,而与汉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清代的理藩院等制度被认为是解决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政治认同的关键措施,而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推崇,对汉人的笼络政策,则被解释为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战略上的考量和手段,而非心甘情愿的主动变为汉人的“汉化”。这样思维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清朝的统治者只有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成功,或者说,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强盛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于是,一种以解构“汉化观”为目的的史学观念得以建立,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清代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边疆地区的研究成为热点(柯娇燕 《帝国边缘:中国近代初期的文化、民族和边疆》);每个边疆地区都被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它们与“中国”以外地区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与中国的不同(包括艾玛·J·滕《台湾想象地理学:中国殖民时期的旅行文字和图片(1683-1895)》;劳拉·霍斯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C.帕特森·吉尔希《亚洲的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等);清代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开始到“内陆亚洲”特性中寻找解释与答案。如美国学者狄宇宙将满洲人的成功入关解释为火器、白银、理藩院等具有世界性因素的结果。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认为乾隆的南巡不是汉化的表现,而是为了展现满洲人忠诚、勇敢、敬业的内陆亚洲特性,是为了体现清朝满洲至上的国策,并受到满洲人在内陆亚洲地区建立霸权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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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新清史”着述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汉人在大清王朝中的作用,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汉人”,或者说一个人口占95%以上、掌握着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汉民族,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大清王朝历史的构建中显得无足轻重。我们不妨借助于“内陆亚洲”的视野,重新思考清代历史的几个问题。

清代人口远超历史上任何朝代。当然,人口的激增从明代便已开始,但最终完成的确是在清代。这期间一是红薯等外来作物引进的效果,二是比较低的赋税的结果。康熙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对于下层民众当然是一个有利的政策。

一、清朝统一事业如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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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在入关前后的统一战争中,并没有领导全部的蒙古族,只是借助了东部蒙古族的力量,以此形成的满蒙联合力量非常有限,相反,借助汉人的力量,对满洲成功显得更加重要。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魏斐德教授对此论述得非常清楚,没有八旗汉军的建立,满洲人便不能使用火器,无法在明清对峙的东北战场和入关后各地的战争中获胜。满蒙铁骑虽然勇猛,但在李自成军队把守的潼关下一筹莫展,直到汉军火炮到来,才击溃了对手的防御。而在从湖南向云贵进军过程中,满蒙军队更是损伤惨重,被李定国“两蹶名王”。顺治帝一度不得不把前线军队的统率权交给明朝降将洪承畴,让他“节制五省”满汉兵力,又经过近五年的筹备后,才得以顺利平定西南。

满洲的开垦和新国土的并入。满洲人将东北作为“嫁装”带给了中国人,并在有清一代使之得以开发。“闯关东”之所以能愈来愈甚,皆因满洲人和汉人变成了同一国家的国民而已。若非如此,除非中原王朝大兴干戈,军屯军垦,没有第二条和平道路。另外,新疆成为中国的疆土是在清代,西藏真正被中原王朝所掌控也是在清代。清人在边疆的武功,有大败,有割地赔款,但也有无法磨灭的守土卫国的功绩。

二十年后,当吴三桂叛乱于西南时,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在战场上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清朝仍是更多的依靠汉人将领的忠诚和绿营兵的奋勇征战,才度过入主中原后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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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实例不必一一列举,可以说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每次严重危机的化解,都离不开汉人的身影。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虽然17世纪的满洲人与13世纪的蒙古人看上去都是在内陆亚洲,但前者的力量远远不如后者,即使它赢得了部分蒙古人的效忠,但还远远不足以在全中国范围内形成军事优势,没有汉人的加盟,他们的宏业难以想象。

近代化的开启。平实地说,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就是在清代,无论是开口通商,参与国际事务,组建新军,还是修铁路,搞立宪,清代末叶几十年发生的这一切,其激烈程度和转变速度从秦始皇以下未闻有二。无论这种转变是不是满洲贵族甘心做的、做成功了多少,清代是一个王朝,只能说,在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这些而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所以,清朝统一宏业的完成,不仅依赖于满蒙之间的亲密关系,更主要依靠满汉之间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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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如何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

“新清史”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主要得益于在内陆亚洲的成功,而不是以往认为的那样,是汉化的结果。

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下,满洲人是否汉化姑且不论,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清朝在内陆亚洲地区获得成功了吗?第二、即使清朝在内陆亚洲获得了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首先,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一个动态的、长期逐步实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且是以成功入主中原为前提的。

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清朝在入主中原前,并没有真正征服内陆亚洲地区。虽然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来构建满蒙联盟,但实际上真正和满洲人建立了联盟关系的只是东部的科尔沁蒙古各部。蒙古人分布的地域极其辽阔,各部落之间关系复杂,元代以后的蒙古并没有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各自为政,满洲与蒙古的联盟也只能是与其中一部分的联盟。皇太极时期的三次远征,虽然也确实击溃了蒙古最后一个大汗林丹汗,但那只是以察哈尔部为主的蒙古力量,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都还保存着强大的力量,他们将是满洲人在内陆亚洲地区争夺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尤其是厄鲁特蒙古各部,他们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是藏传佛教忠实的拥护者。当满洲人忙于平定中国的战争、不惜一切代价和吴三桂等进行鏖战时,一个与格鲁派黄教联盟的准噶尔汗国势力迅速上升,他们征服南疆地区的穆斯林,击败西部的哈萨克,甚至阻挡了正在东进的俄国哥萨克骑兵,建立起在内陆亚洲地区的霸权。

清朝在入关之初,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仍远未取得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成功。康熙十四年察哈尔部的布尔尼之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满蒙联盟的脆弱性,也说明清朝在内陆亚洲地区的统治远未稳定和成功。从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用了近80年的时间才击败所有的蒙古人。在此期间,满洲人与汉人的联盟、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已经获得极大成功,甚至达到盛世局面。

其次,清朝在内陆亚洲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在于获得了汉人的认同和支持。没有从中原、江南获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

美国学者濮德培在《中国西进》一书中指出,清朝在康熙时期是在受到准噶尔部的威胁后才逐步卷入到与噶尔丹的交战中的,而且他的研究表明:对这场战争来说,后勤补给显得至关重要。深入漠北寻找准部主力决战的清军,在耗尽补给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遇到了噶尔丹的军队。濮德培认为,再晚些天,补给断绝的清军将不战自溃。而为了这一天,康熙帝从1690年就开始,用了六年时间做准备,通过内蒙古的五路驿站,将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来支撑这场战争。

雍正时期的十三年,清朝一直秘密筹备在西北与准部的决战,这也是军机处成立的最初目的。但雍正帝到底为筹备西北战事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物力、人力,到现在还是个谜。乾隆时期清朝击败准部、回部的战争共花费了1000多万两银子,乾隆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这种财政支出与雍正时期在西北地区的耗费相比,节省多了。幸运的是,乾隆赢得了战争,而雍正时期清朝败绩累累。

所以,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洲人的战争是靠其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战争的长期性、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了中国南方各地的敌对势力、取得了统治权后,在有了一个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的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展开和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美国学者张勉治在研究乾隆帝南巡时,指出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战事的背景,同时皇帝在南方获得诸多盐商的资金报效,这些资金被用于西北战事。在整个18世纪,清朝从内地获得的资金,仅捐纳一项就达1000万两。没有这种强大的经济支持,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难以想象。

所以,与汉人联盟,有内地的支持,是清朝获得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成功最关键因素。

三、“内陆亚洲”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吗?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内陆亚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包括它的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上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奥门新萄京888:古代和亲目的是什么,征服者精英与皇亲。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有确切政治意义上的“内陆亚洲”,美国学者罗友枝等人强调的内陆亚洲特性,主要着眼于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这是这些民族获得政治认同的基础,就像乾隆帝被视为很多象征:满蒙的大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汉人的皇帝等等,他甚至还在平定回部后娶了一位和卓家族的女子作妃子,希望以此获得维族人的认同。但也正如美国学者欧立德、米华健所说,清朝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伊斯兰教众认同的方法,满洲人对穆斯林的统治并不成功。这个例子也说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内陆亚洲”,满、蒙、藏、维,甚至哈萨克、布鲁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价值取向,满洲人甚至不能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认同。

“新清史”的学者也努力构建一个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的满洲形象,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完全不同于汉人的儒家文化。然而,满洲人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呢?是像罗友枝所说的满洲礼仪、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张勉治所说的“勤政” “忠诚” “勇敢” “满洲至上”?我们知道,满洲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学习和利用,他们总是通过很勤奋地学习,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在每个民族的信仰中占据制高点。

所以,“内陆亚洲”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内陆亚洲的各个民族也没有统一的特性和价值取向,“新清史”学者在对“内陆亚洲”概念使用上存在“泛政治化”的主观臆断倾向。

“内陆亚洲”的视野非常有利于我们深入审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能够更加全方位地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的局限。然而汉人也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力量,这种客观史实当然不能被忽略。中国边疆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一种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他们之间那种跌宕起伏、英雄史诗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最美丽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生,河北宁晋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出版《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等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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