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地图|网站地图|网站标签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奥门新萄京888:瓦伦西亚会议,苏联对中华

原标题: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

内容摘要: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原标题:揭秘: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去总理一职?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批评反冒进,“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关键词: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柯庆施说“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冒进”,及时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为南宁会议做了先导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内容提要:“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编制前后的经济速度指标呈现出“先高后缓”的趋势。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经济速度指标的“高”是受到苏联的高速发展的建设经验和驻苏大使张闻天的意见的间接影响的;而后经济速度指标的“缓”是受到苏联“放缓速度”意见对中国决策者们“观念”的直接影响的。苏联要求中国降低经济速度指标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政策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是不足的;二是在经济建设中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三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指标定的过高会不稳妥,对国内外均会产生不良影响。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批评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是强迫签字”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关 键 词:“一五”计划 经济速度 苏联影响 由高到缓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形势是一边倒,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主角首当其冲,不得不一再检讨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作者简介:孙璐,外交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外交史、传媒与外交决策、传媒外交研究。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简称“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它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四年多(1951年2月开始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采取“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并最终付诸于实施的。在编制过程中,最初设定的1952年“一五”计划草案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比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正式通过时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了许多,表现出了“先高后缓”的趋势,反映在经济增长指标中最为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和建设投资总额①。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史向生、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

  通常来讲,对于特定时期内经济速度的设定则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本国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综合、客观衡量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当经过系统的论证和考察,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国际因素,即苏联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新中国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倾向全面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毫无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选择依靠苏联的帮助,听取苏联的意见,选择苏联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中的“先高后缓”的趋势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的。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对这一影响路径做一浅显的探讨和分析。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前夜,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一、指标的高速度: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的间接影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负起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这一历史重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建国初期,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给毛泽东与经济决策者们在制定经济速度上的启发与参考。从苏联立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三十年间,在国际上,苏联始终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不得不实行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战略。早在1917年,列宁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面的“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②列宁逝世后,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局势的考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态势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了积聚这种力量,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发展自己。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绝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③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就是社会主义是高速度的,他说:“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④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于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仅用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二战前,苏联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按西方的最低估计也达到9%(1928-1940),远远超过美国的5.15%(1869-1899)、德国的4.14%(1870-1913)、日本的6.19%(1905-1930),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⑤。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早在建国前谈及道:“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⑥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制定经济建设时潜意识的考虑。周恩来在1952年8月,也就是访问苏联前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中把工业建设的速度,设定为每年递增20%⑦。根据宋劭文回忆:“在编制‘一五’计划初期,中财委根据测算结果,曾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为宜。赴苏谈判前,富春同志把它改为百分之二十点四。”这一发展速度和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出访苏联,听取苏联意见和争取苏联援助做的准备。因此,在“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领导人在设定的“一五”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就是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这种苏联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间接的影响。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二、指标的高速度:驻苏大使张闻天的间接影响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在“一五”计划的制定时期,与苏联最直接接触的是在第一线进行工作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的几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张闻天处于同苏联接触的第一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设定。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1951年4月15日,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就任驻苏大使。此时,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担任驻苏大使起,张闻天就积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以此作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借鉴。张闻天分别于1952年三次致信党中央,提出了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意见和建议。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在信中,对于经济速度的问题上,张闻天对我们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满怀信心,认为“我们完全有把握以较快的速度来实行我们的工业化”。同时,他又提出“稳步前进”思想,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离开了各种条件而要加快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⑧。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是中央最高领导者集中思考和研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心问题。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奥门新萄京888,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第三,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求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⑨在张闻天的来信中,除改造与扩大在东北的“鞍钢”之外,必须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或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而且必须严格的规定每年建设的计划程度及完成的时间,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拖延。建立一个钢铁中心,需要很多时间,每一年的推迟,都会很大的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速度⑩。张闻天的来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接到张闻天的来信后,将他的信送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于1952年2月8日复电张闻天,“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以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具体问题“将由陈云同志详细函复”。刘少奇在周恩来的复电稿上批示:“关于工业化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11)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圈阅并认可了周总理的复电。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1952年3月19日,中财委向毛泽东提交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指出:“鉴于钢铁工业在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在第一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鞍钢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如期完成,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除此以外,为了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于八年之内达到年产五百万至六百万吨钢,于十二三年之后达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有必要进行第二个大钢铁厂的建设。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第二个钢厂以放在大冶为宜。”(12)报告的主题与张闻天来信的基本建议和精神基本一致。应该说,张闻天在“一五”计划编制初期同样间接地把苏联因素作用到了经济速度的设定上。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三、速度的放缓:周恩来访苏与苏联意见的直接影响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毛泽东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中国在“一五”计划的制定上是一样要听取苏联意见的。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为代表的代表团访问苏联(13),这是继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第二次重大出访。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将“一五”计划草案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且能够争取到苏联援助。1952年8月23日与29日,中国代表团分别将《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等文件送交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双方约定,苏联领导人审阅完这些文件后,斯大林将与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14)。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周恩来呢?

  上述文件对于工业建设速度,写道:“根据中国三年来工业恢复的速度,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内建设中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速度的完成与超过决定于动员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及技术人员在统一计划之下的顽强的努力和苏联的有力援助。”文件请苏联政府“将我们已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任务及主要指标加以审查。在中国是否可以如此建设,中国的建设如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计划取得配合。并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建设规模、时间及有关问题,加以具体的审查”。并请苏联在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技术资料等方面提供援助(15)。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斯大林看完上述文件后,于9月3日晚上约中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16)。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速度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斯大林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周恩来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大林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谈到最后,斯大林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增长速度,每年的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而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况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17)。陈云和周恩来等都感到:“五年建设的速度下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以及生产计划每年订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以便留有后备力量,这个意见是极为重要的。”(18)周恩来和陈云于9月先期回国后,由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分别向苏联政府有关部、局介绍相关的具体情况。随后,虽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出面,在克里姆林宫和李富春谈过几次,但也仅说了诸如“你们计划这么庞大,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年增长率是不是太高了?能否再仔细考虑一下?”之类的话。都是些比较抽象的建议,很少触及到实质性内容(19)。但苏联的这些建议都是要求中国降低“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四、速度的放缓:刘少奇、李富春等与苏方代表的继续会谈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萨布罗夫,这位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深入探讨“一五”计划的指标的制定问题,萨布洛夫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大,并说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太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提出二、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萨布托夫还指出,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中国五年计划中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也将是一个突出问题。搞建设一定要把地质资料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就暂缓,这样中国的建设速度将会很快。萨布罗夫建议,将国民经济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较为困难的,建议改为11%-12%(20)。李富春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李富春与萨布托夫商谈后回到住处,立刻同宋劭文、叶季壮进行研究,并向驻苏大使张闻天汇报了商谈情况。李富春、张闻天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21)。他们根据这一精神,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要实事求是,没有资料、缺乏力量的绝不勉强上,该推迟的项目一定后上;从发展战略要求及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联系上考虑,必须建设的重点项目,要充分说明理由,力争苏方帮助设计。李富春要求各小组根据这些原则对原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后,准备同苏方举行第二次商谈。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从1952年11月开始,中苏双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建设任务开始以小组的形式正式交换意见,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小组会谈,苏方由萨布托夫主持,中方由李富春主持,全面研究了中国的建设计划,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速度,重工业、铁路的发展规模等。这次小组会谈后,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国家计委专门成立了包括李富春、苏联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小组,负责研究审查中国“一五”计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22)。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苏方认为,中国“一五”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等都过高,是力不能及的,必须降低。当时中国方面提出工业产值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根据前三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43.8%的速度来设想的,虽然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增长速度比前三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了很多,但也是不能持久的。他们还提出,我国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7%-18%的速度偏高,认为不宜超过13%-14%,理由是,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亚洲处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根据他们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的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他们还建议我们要把地质资源情况弄清楚,这样搞建设心中才有把握,这不但不会延缓,反而会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23)。2月9日,李富春再一次综合各小组商谈的情况,认为这次商谈苏方总的意见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减少各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并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关于苏联在一五计划中建议的速度问题,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苏联的建议。2月14日,周恩来起草对李富春的回电,回电中认为对于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意见,都是非常可贵并应予以重视。根据苏方的意见和中国的现实状况,五年计划应在可靠的基础上降低工业生产总值的年递增速度。因此,可根据来电的原则与其进行磋商,修改我们原定的“一五”计划轮廓。2月17、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以及相关的各部部长、计委委员和局长开会,讨论苏联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所提的意见,认为苏联的意见对中国勾画五年计划有很大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在20%左右(24)。2月底,周恩来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25)、高岗联名致电李富春,通报了情况,并希望同苏联的各项谈判早日完成。其中关于建设速度的意见是:“长期计划中工业的增长速度拟定为百分之13.5%-15%,年度计划中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为20%左右,以保证长期计划能够提前完成,这样是有好处的。”(26)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的情况以及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经济速度设定的影响,领导中财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重新计算了一次,重新设定了“一五”计划经济速度和目标。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五、速度的放缓:苏联意见在政策层面的落实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月7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宣布开始实行后的两个多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为详细了解中苏双方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进行商谈的情况,周恩来听取了数月前去莫斯科的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的汇报。李富春还提出关于五年计划及其他问题的若干建议(27)。并且同苏联新领导人贝里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举行会谈,对于中国的“一五”计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苏联回国时,周恩来带回了“一五”计划中的工农业生产、交通、劳动力安排等问题的文件和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的建议和报告(28)。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在斯大林的治丧活动告一段落后,中苏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商谈继续进行。3月17日,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同李富春会谈,李富春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中方与苏联国家计委商谈的主要情况。米高扬一边听李富春的介绍,一边提出问题,从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详细了解了双方商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还就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企业的规模不应太大,炼油厂不应太大,炼油厂搞了一百万吨就不算小了,中国要在一个地方建设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按现时的技术水平是不经济的。钢铁厂,你们提出建设两个年产二百万吨至三百万吨的钢铁厂,太大了。从经济合理性上看,建设一百二十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的钢厂比建设三百万吨的钢厂花钱少而且时间快、好管理。将来有扩充条件时,再进行扩建。扩建改建比较经济合理,可以少走弯路(29)。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米高扬同李富春的这次商谈,是代表团到苏联以来苏联高层领导人首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比较系统的意见,不少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月4日,米高扬再次约李富春商谈。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计划委员会和专家们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关于建设的速度,苏方的意见是应该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30)。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做指示(31)。4月中旬,宋劭文奉命回国,周总理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关于建设速度问题,宋劭文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到: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32)。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1953年5月18日,苏联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正式意见书由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意见书认为,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33)。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②。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③。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侵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李富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苏方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所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进一步提出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6月,李富春等结束了同苏联近一年的谈判回国。回国后很快向中央上报《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提纲草案》中写道:“草案中工业发展速度,没有建立在精确计算现在企业设备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预期完工投入生产的新厂基础上,由于新厂建设排列的速度太紧,不能按预期的进度投入生产,故每年递增20%是不可靠的。”(34)

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中央对李富春的报告给予肯定,并安排李富春于6月21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做报告。关于建设速度问题,李富春在报告中谈道:“中长期计划一定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他认为五年计划一经制定,就一定要完成,并争取超额。这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舆论上与人民情绪上,都必须如此。因此计划必须可靠,要紧张,更要有把握。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同恢复时期不同。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来说,工业每年递增20.4%,农业每年递增7%,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过高的。工业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对资源情况的了解、现有设备以及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建设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水平。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计划要保持3%-7%的后备力量,以应付计划不周以及难以预料的情况。”关于“一五”计划,李富春的报告中提出了的关于建设速度的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冒进倾向往往是主要的。而且过去试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不仅总的任务安排太大,而且不少单位把建设速度总的要求过急;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又把前几年那种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作为制定五年计划的依据,提出了工业总产值增加一点五倍的过高速度。”(35)不久李富春又在9月1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会扩大会议上,就编制“一五”计划应注意的问题做了报告。李富春的上述讲话和报告,可以清晰地反映苏联因素经济决策者在经济速度的设定方面变化的影响,并逐步加深了经济决策者们对计划编制和经济工作的认识水平。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1953年6月,根据苏联所给出的答复,国家计委又一次对“一五”计划进行编制。1954年4月,中共中央调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邓子恢、贾拓夫、陈伯达。此后,“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汇报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的估计和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等,对计划执行结果做了估计,“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估计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可能超过。有些主要产品,如钢材、棉纱等则很难超过。有些产品,不一定能达到计划指标的要求”。计划指标如果完成后,“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在五年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投入生产,有些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农业生产方面,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1957年较1952年要提高百分之二十八”(36)。8月2日至2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八人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各工业部、国家计委各局负责人会议,前后开了十七次会议,逐章逐节地讨论“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终于出台(37)。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先说差异。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8)。7月30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得到了批准。李富春在讲话中提到:1957年比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8.3%,即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04.1%,即平均每年递增15.3%。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我国在“一五”计划完成后,钢的产量仍然不过四百多万吨,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而且也落后于日本,这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相称吗?……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经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一百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担当起来,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哪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绝不可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39)“一五”计划草案最后于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时在政策层面上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和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应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意见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改变了原来周恩来在1952年率团访苏之前,经济决策者们所制定的“一五”计划建议草稿中的经济建设的速度与规模,苏联“速度放缓”的意见最终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意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小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①,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六、结语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①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外压和内部经济恢复的压力,中国领导者们在毫无建设经验的前提下,制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即“一五”计划的时候,苏联的高速发展的建设经验对于经济政策制定者潜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此外,驻苏大使张闻天的意见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是,中国的“一五”计划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通过时,并没有按照最初周恩来与其他决策者们设定的高速经济发展速度来进行公布,这期间,苏联因素对这一经济速度前后内容的改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从已知的史料和分析中可以得出,在“一五”计划编制的整个过程中,苏联因素对于经济速度的设定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决策者们与苏联方面多次的直接接触后,逐渐改变对“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并落实在真正的政策制定层面上的。纵观决策者们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的整个过程中,对每一次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修正“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建议几乎都是全盘接受的,并没有在此过程中提出异议。具体来讲,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期间,斯大林、苏联计委,通过与周恩来的会谈传递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应该降低经济速度的建议,周恩来表示认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等经济决策者继续留苏和苏联国家计委的领导进行会谈,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在李富春在苏联驻留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五”计划又进行了两次草案的编制,应该说,这两次编制是受到苏联因素最为直接的影响的。主要是李富春起到了传达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每次李富春与苏联方面的领导进行完商谈之后,便会自己总结苏联方面的意见,然后以电报的形式通知中国高层领导人陈云或周恩来。李富春回国后,又一次的把苏联的意见汇集到自己的谈话和报告中,传达给了党中央。

毛泽东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苏联方面在不同的场合与决策者们接触的时候都要求中国把“一五”计划设定的经济速度方面降低,苏联方面这样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因为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政策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是不足的,周恩来在访苏之前所制定的“一五”计划草案中的建设指标的提出是没有经过什么科学分析的。另外,苏联方面,无论是斯大林、萨布洛夫都建议中国“一五”计划中应适当降低设定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建设当中,必须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根据苏联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苏联方面建议中国适当降低发展速度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保证完成,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能按照原定指标完成,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得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不良影响。总之,决策者们在与苏联方面的不断接触中,他们原来对于“一五”计划的经济速度设定的“观念”在苏联的影响下被彻底地改变了,也就出现了“一五”计划建设速度设定的“由高到缓”的变化路径。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注释: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远不如1956年,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③。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④。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①把两组数据进行一下比较来看,在“一五”计划的草案中,1952年下半年关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的设想为: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20.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而后几经修改,到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通过时,上述指标则最终确定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1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年合计为427.14亿元。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当时52岁。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北京]人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③④《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58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月间,中共中央成立5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中央书记处管理。这5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⑦《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提出辞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⑧⑨⑩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第179、365-366、36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11)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生平画册)第209图,陈李,即陈云、李富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在随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31-1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13)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张闻天(中国驻苏联大使)、粟裕(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表团还包括一批顾问,主要是中央各部门和军队有关方面负责人,他们是宋劭文(中财委秘书长兼财政计划局局长)、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中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王诤(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等等。

尽管如此,但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邓小平说“一不行,二不顺”,决不是空穴来风。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

  (14)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5)《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周恩来改定稿,1952年8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16)苏方在座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里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中方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出席。

  (17)(29)(30)(35)(39)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26、434、434、445、4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8)《周恩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2年9月6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9)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第二辑)第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0)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富春致周恩来、陈云电,1953年2月3日,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23)“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4)《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4-2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来的复信见《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25)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

  (26)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高岗致李富春的信,1953年2月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083页,[奥门新萄京888:瓦伦西亚会议,苏联对中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第28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8)(3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086、10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1)(32)宋劭文:《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不尽的思念》第327、3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3)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第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34)宋劭文:《怀念富春同志》,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第1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6)陈云:“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21-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苏]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陈华山等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陈云:《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奥门新萄京888:瓦伦西亚会议,苏联对中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987年版。

  [8]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周恩来:《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乔宗寿、王琪:《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14]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本文由奥门新萄京888发布于奥门新萄京娱乐场,转载请注明出处:奥门新萄京888:瓦伦西亚会议,苏联对中华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