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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毛泽东外孙女回忆贺子珍与毛泽东

原标题:揭秘:毛泽东逝世前的神秘手势

1928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结婚,贺与毛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最终只有女儿李敏长大成人。

奥门新萄京888 1贺子珍毛泽东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她和毛泽东有6个孩子,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1927年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18岁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孔东梅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 长征途中,贺子珍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 在陕北,贺子珍生下了孔东梅的母亲李敏。1998年,孔东梅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这样一段: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贺子珍。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10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我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 孔东梅认为:“外婆到延安后,发现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生下了儿子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染上流感而病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1947年,贺子珍回到中国东北。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定居上海。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1979年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献给毛泽东的花圈落款上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李敏最普通的“第一女儿” “妈妈李敏很朴素,我从来没看她戴过一件首饰。但她的婚姻很成功,她和父亲自由恋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早恋。他们一辈子非常相爱,这同时也是我和哥哥的幸运。”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取名娇娇,4岁时被送到苏联。回到中国后,毛泽东派人接娇娇回北京,她半信半疑,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请人翻译成中文后,哈哈大笑。当即回信:“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初夏,娇娇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 李敏曾告诉一直跟踪采访她的记者王行娟:“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快乐时光,太短暂了。”1949年9月,江青带着李讷从苏联考察归来,她对娇娇的评价,从开始的“文静”、“听话”,逐渐变成了“倔脾气”、“娇气”。而贺子珍又不愿意让娇娇叫江青妈妈,娇娇夹在中间,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可想而知。 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李敏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了婚。孔令华是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也是李敏中学时的同学。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也就是孔东梅的哥哥孔继宁。毛泽东经常抱抱小外孙,江青却容不得这些,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的打算。毛泽东没有阻拦,只是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毛泽东晚年,李敏要见毛泽东一面很难。在父亲逝世前几天,李敏去看他。他拉着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 离开毛泽东后,李敏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简朴,有时甚至很清苦。李敏和丈夫都在国防科委上班,工资不高,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月还要寄些零用钱给母亲贺子珍。走在大街上,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李敏。 孔东梅时尚的“红色后代” 在北京798艺术区,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孔东梅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经典的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1999年,“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下了飞机,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沧海一粟,淹没在人海中。这个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我开始安静下来,逐步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认识外公。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王行娟老人谈到孔东梅时,一下舒缓开原本沉重的情绪:“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他们毛家第三代的两个外孙,都外向,而且都漂亮。东梅有学识,视野开阔,希望她能够生活幸福。”

贺子珍在莫斯科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不幸的遭遇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先是被告之身上的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不可能取出来,必须长期忍受这种痛苦;再是她在莫斯科生的男孩患肺炎来不及治疗而夭折了;接着,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蒙中震醒。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原标题: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7年冬,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走苏联。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贺子珍远走苏联是有原因的,曾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1937年底,贺子珍只身来到西安,准备转赴上海治病。但是,当她来到西安时,抗战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她去不成上海,只好住在西安。

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

1938年,贺子珍去苏联治伤,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这期间,毛泽东与贺子珍虽然各处异地,但他们内心仍旧挂念着对方。毛泽东两次托人带口信,让贺子珍回来,并给她捎去一箱她常爱用的日用品。而贺子珍也时常惦念着毛泽东,她想到他们住的那个窑洞非常潮湿,就用自己积攒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棉被,托人给毛泽东捎回去。

毛泽东和贺子珍既是亲密战友,又曾经是患难夫妻。他们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著名的红色婚姻之一。他们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断吸引着人们去追寻、探究、品味和思索,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启迪。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释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同居。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也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了启发。她决定到苏联去,那里既可以治病,又可以学习。于是她乘车经兰州到了新疆。

贺子珍的初恋情人并非毛泽东。但毛泽东却是贺子珍一生唯一的真爱

1949年,贺子珍和妹妹贺怡一起南下与哥哥贺敏学见面,并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11月底,贺怡去江西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当年留在当地的孩子,发生意外,贺怡遇车祸牺牲了。陈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上海,后来贺子珍就一直留在上海养病。

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理会这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还是没有动。几个月后的一天,贺子珍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并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的支持,从此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贺子珍由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前往“美庐”别墅会见毛泽东。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她带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她到苏联后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

而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不要忘记两个人,一个是袁文才,另一个叫王新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的卫士小封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毛泽东对水静说:“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毛泽东见信后马上发去电报,请贺子珍回来。贺子珍想,既然来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可以学习,等过两年再回去。她用和解、诚恳的话语给毛泽东回了信。

毛泽东一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就把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睡在进门靠右侧的前间屋子。而此时,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慢慢地34岁的毛泽东和18岁的贺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

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

贺子珍在莫斯科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不幸的遭遇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先是被告之身上的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不可能取出来,必须长期忍受这种痛苦;再是她在莫斯科生的男孩患肺炎来不及治疗而夭折了;接着,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蒙中震醒。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这个人名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人之一,当时是贺子珍的领导,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她根本都不相信。“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一次,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开会,贺子珍也参加了。这时,敌人来了。贺子珍二话不说,自己出门骑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把敌人引开了。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后,自己平安回来了。贺子珍的这股子英雄气也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慢慢地,他们相爱了。

为了安慰贺子珍,经毛泽东同意,1940年,4岁的娇娇从延安来到了莫斯科。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乐趣。

而王新亚是上井冈山之前毛、贺双方都认识的唯一的人。王新亚是一名北伐军官。当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的时候,王新亚却带着他的农民自卫军向湖南进发。分手的时候,王新亚还通过贺敏学留给贺子珍100块银元。在湖南浏阳,王新亚和毛泽东会合,并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安福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毛泽东正是从王新亚那里得知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比较好,才决定在起义失败后转战井冈山的。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组织上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当穿着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红绸带的毛泽东收拢余部,带着衣衫褴褛的队伍,跛着化脓糜烂的双脚在井冈山和袁文才、王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看见了一起来欢迎他的贺子珍。当袁文才告诉他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的时候,毛泽东看她这么年轻,又那么精干,很是佩服。就这样,18岁的“永新一枝花”、被人们当作神秘的“压寨夫人”的贺子珍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战士。这个个子不高不矮、瘦条个、瓜子脸、长得漂亮、待人和气、顶喜欢和人说话、热心肠又勇敢的年轻姑娘,一下子让毛泽东怦然心动了。

回国以后,贺子珍十分惦念着自己的哥哥和妹妹,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他们的景况如何。恰在这时,她哥哥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带着5岁的女儿贺小平,前来哈尔滨看望贺子珍。从嫂嫂处,贺子珍知道了不少父母及兄妹分手后的情况。

1928年春天,贺子珍率队前往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革命,与后期到达的毛泽东等人会合。在这里,贺子珍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哥哥贺敏学主动把自己的住处——茅坪八角楼让给了妹妹,从此,他们的爱情在井冈山迎来了春天。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也是他们一生最浪漫的时刻。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八角楼享受着爱情,也共享着幸福和甜蜜。

最令贺子珍感动的是,她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杜秀很觉凄苦,组织上把杜秀送到延安,想让杜秀和贺子珍过日子。不料贺子珍已到苏联去了,是毛泽东照顾她母亲的生活。母亲去世后,又是毛泽东将她安葬,并为她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出了十块银圆,请老乡重新把她埋了。

原标题: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

贺子珍听到这些后,禁不住失声痛哭。她深深感谢毛泽东对她的妹妹、母亲的关怀和照顾。不知为什么,她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铺开纸,思绪翻滚,从何写起呢?一别9年,有多少话要说啊!

贺子珍,毛泽东内心永远说不出的痛

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从1928年到1937年,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只保持了整整十年,随着贺子珍出走苏联而结束,但他们的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有伤也有泪,有痛也有恨,在伤痛中走向永恒。

长征已经是够苦了,可是,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这,多么令人感慨啊!

当年轮又过了十圈,贺子珍满身伤痕地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也是无限感慨。先是年初他同意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帮助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接着在5月30日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照顾好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8月,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和岸青兄妹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并与妹妹贺怡会面。

贺子珍的信写好后,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把这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发出去了。

与性格同样要强的贺怡相比,这时的贺子珍显得已经苍老些,心境也苍凉了些。作为毛泽东的弟媳,贺怡要为1937年赌气出走的姐姐争这个名分,力劝姐姐回到毛泽东身边。贺子珍对此已经心静如水,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犹豫了。这样,在贺怡的帮助下,贺子珍和女儿娇娇分别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女儿的来信,毛泽东可谓是喜出望外,立即用电报回复了。而对贺子珍的来信,毛泽东还没有直接也没有那么快捷地回信。

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让娇娇好好学习。

贺子珍写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现在我学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不久,贺子珍带着女儿搬到沈阳。很快,她的妹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匆匆来到沈阳,要先行带娇娇去见毛泽东,贺子珍则留在沈阳等候通知。贺怡将娇娇安全送到毛泽东身边之后,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姐找地位的。

毛泽东最后还是回信了,这封迟到近两年的信是在1950年夏天才回复的。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笔在一张通天十行笺上写下几行字。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封给贺子珍的信,大意是:自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1949年春,贺怡与到北京商讨翻译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苏联教授尤金一起,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贺怡在大哥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贺怡觉得现在是要给自己的姐姐争个名分的时候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回答。但据有关史料披露说,后来“毛泽东还是在石家庄约见贺怡,要贺怡把贺子珍找来,颇有重归于好的意思”。而且毛泽东还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然而按中国的什么老传统?又如何办?毛泽东并没有说。可是,等贺怡再次带着姐姐贺子珍来到北京的时候,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顺利。当火车行至山海关的时候,贺子珍被自称为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阻拦,被挡在了北京的大门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而这一切的真相都在1949年11月21日,随着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而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而贺子珍直到新中国成立了30年之后才第一次来到北京,而此时,她心爱的“老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整整3年!

等到娇娇和岸青一走,贺子珍才感到自己的身边是这样冷落。她克制不住对女儿的思念,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注意身体。

贺子珍,或许是毛泽东内心永远说不出的痛。

奥门新萄京888,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了娇娇的来信。娇娇写道: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原标题: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

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她们母女一起住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都让娇娇给贺子珍捎来许多食物,包括各种水果。娇娇每次来,贺子珍总要详细地打听毛泽东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当她听说毛泽东一切都很好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赌气前往苏联。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1949年的一天,毛泽东又约见贺怡,两个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中收到了贺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来的。这封被后人称作所谓“诀别信”的信件,其实只是一块白手帕。

奥门新萄京888毛泽东外孙女回忆贺子珍与毛泽东,毛泽东逝世前的神秘手势。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法。但贺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

从8月20日到30日,毛泽东在洛川整整待了10天。但当毛泽东回到凤凰山的窑洞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这不禁让毛泽东黯然神伤。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火车,到了山海关站,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毛泽东到洛川开会去了,凤凰山窑洞的哨兵也撤了。因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爱跳舞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误解越来越大,猜疑、嫉妒这人之常情让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开始有了火药味,十年患难夫妻开始赌气吵架。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但这次,毛泽东似乎没有迁就贺子珍,他安排贺子珍去党校学习,甚至生气地与妻子分居。这更激怒了贺子珍,她感觉“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因此,从井冈山就开始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再也不想参加或列席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的由毛泽东主持的重要会议了。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似乎是不可更改的。那两个人板着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她们只得转车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的家里。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没有了三天两头的别扭,刀子嘴豆腐心的贺子珍表面上似乎更加轻松开心,和大家和睦相处,有说有笑,很是活跃。然而,贺子珍内心或许更多的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她将要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个更加闻名的红色圣地——莫斯科去。她嘴里说的是“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而内心里其实是在跟“老毛”赌气,在跟有文化的“开放的美国女人”斗气,也是自己要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甚至包括学习跳舞。爱之深,情也切。她深爱着她的“老毛”,她害怕“老毛”疏远她离她而去。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落寞地坐在窑洞里,在这四壁简陋、只挂着一些地图、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的家中,在那闪耀着微弱火花的油灯或烛光下,那个和自己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像个“夜猫子”一样勤劳无畏的妻子呢?那个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呢?那个从山上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可爱能干的妻子呢?鸳鸯一只失群飞,一样分别两样情。毛泽东的内心何尝不是翻江倒海?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他们已经是十年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恋。而与贺子珍的爱情,或许与毛泽东一生所保存的对杨开慧的初恋的激情有着本质的不同。对贺子珍,毛泽东的情感同样也令他刻骨铭心、怀念一生。他怎能忘记三起三落的井冈岁月,怎能忘记八角楼的灯光,又怎能忘记自己跛着脚第一次与这个勇敢美丽的“永新一枝花”见面时,她把他化脓糜烂的双脚命令似地放在她18岁的掌心里擦洗换药;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于是,他赶紧给她写了封信,派警卫员立即送到西安去,并要把她接回延安来。但贺子珍只是请警卫员给丈夫捎回了一块白手帕,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对贺子珍的离开,许多人都规劝她,挽留她。在延安,和她一起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三十女杰”之一的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苦劝她不要走;在西安,林伯渠和她的妯娌钱希均(毛泽民第二任夫人)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到了兰州,毛泽东的老朋友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又是好言相劝;再到乌鲁木齐,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再次挽留。然而,这一切怎能挡得住这个年仅28岁、外表上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的“女司令”呢!

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们无法想象毛泽东手捧着这块白手帕时的心情到底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内心深处依然挂念着贺子珍,他把贺子珍送给他的白手帕一直珍藏在自己的铁箱子里,珍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贺子珍的离开,成了他心中一个隐隐的痛。许多年以后,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还曾多次跟别人说起他与贺子珍的感情,甚至跟他喜欢的卫士说:“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哭了!他一路不停地动员了自己能够动员的力量,再三挽留贺子珍。但贺子珍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进苏联到莫斯科,贺子珍踏上了一条爱的不归路。她哪里想得到,命运竟然注定跟她开了一个玩笑——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在西安,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告诉贺子珍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这应该给本想去上海的贺子珍改变主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贺子珍却因此要改道去莫斯科。为了劝其回心转意,钱希均同她挤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钱希均劝她“回到大哥身边去”,说:“您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她赌气说:“他管嘛!”钱希均接着说:“大哥谁管啊?”她没有说话。同是女人、同是毛家的儿媳妇,钱希均似乎更能理解和呵护她的心,就开玩笑吓唬她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对此,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几十年后,钱希均每每回忆起这番谈话,总是感叹不已,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但即使如此,年轻气盛的贺子珍,临行前还是托钱希均给丈夫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仍然担心她的丈夫“盖得太薄了”。钱希均就劝她:“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回答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她还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对年轻的贺子珍来说,治病、学习、休息,或许已经足够了。是的,两年不算很长,但又怎能算短呢?!

多情却总似无情。这两年,这一等,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尽管随着1938年第十个孩子儿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泪洗面的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将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性的后果,慢慢回心转意的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在兰州照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丈夫毛泽东。然而,她没有得到回音。1939年8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带来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人自伤心水自流,面对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贺子珍纵是心曲千万端,悲来与谁说?从此,贺子珍的世界改变了,她更加孤独、无望。除了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异国有了短暂的团聚之外,贺子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1941年秋天开始到1949年春天结束,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因与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之后,竟然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长达6年之久!而当她离开疯人院的时候,她离开毛泽东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的煎熬,贺子珍度日如年。

原标题: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

贺子珍想见毛泽东。老毛致信贺子珍: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好在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在这紧急的关头,以闪光的一笔为贺子珍也为历史打开了一扇迎接曙光的窗户。当王稼祥把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电告毛泽东并请示是否由他们夫妇带贺子珍母女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从西北走出国门的贺子珍终于从东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间,她的父亲母亲相继离去,但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厚遇,生前亲自照料,身后为老人送终立碑。对此,贺子珍感激不尽。

1947年回国后,贺子珍住在哈尔滨。这个时候的贺子珍并没有想去见毛泽东,她或许只想让时间来抚平创伤。但过去的又怎么能够就这么让它过去呢?十年复十年。十年来,贺子珍一直珍藏着一条红毛毯,哪怕就是被关在疯人院的时候,她也没有丢失——因为这条红毛毯是她和丈夫毛泽东共同盖过的!留有丈夫的体温和气息,还有她和他的恩恩爱爱。她把红毛毯和女儿一起带了回来。

而同样也是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李银桥,有一次拎着毛泽东的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毛泽东接过衣服,一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一边跟他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时,李银桥发现“毛泽东眼圈忽然湿润了,茫然地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毛泽东说这些话时,“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东梅在她的著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以第三代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她的外公外婆,看到了历史的破绽和玄机——外公毛泽东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件跟他参加过洛川会议的旧军衣的“功劳”,睹物思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件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浆洗过多少回的军装,不就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贺子珍吗?!显然,毛泽东还在想念着贺子珍。

贺子珍回国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罗荣桓帮助她拍的电报,目的是请求“老毛”批准她正在华东前线作战的哥哥贺敏学来东北手术治疗战斗中体内留下的两颗子弹。“老毛”隔了一天就回了电报:

子珍:

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电报是罗荣桓叫秘书念给贺子珍听的。贺子珍听完毛泽东的电报没有吭气,许久之后才告诉她的嫂子李立英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于是,贺子珍又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之中,姑嫂二人谈起“老毛”可谓是无话不谈,“详细得不得了”。这个时候,贺子珍也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甚至还曾想过再婚。但尽管这样,贺子珍仍然有两大心愿:一是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给“禁”起来;二是她想见毛泽东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贺子珍的愿望看起来多么简单,可这似乎对她来讲已经是一种奢望。1948年,妹妹贺怡在沈阳的相见,再次鼓舞着贺子珍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自己在苏联过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

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很快回信,而是在一年后的1950年夏天才回复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这既是安慰,也是劝说;既是思念,也是惆怅;既是解释,也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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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宝贝”娇娇(李敏)是维系毛泽东和贺子珍情感的唯一纽带

贺子珍是在天津收到已经从西柏坡搬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的。此前,她本是和女儿娇娇、毛岸青、贺怡一起进京的。但就在行至山海关时,贺子珍被挡在北平的门槛外面,只能在天津守望。此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休养。1953年毛泽东约见贺敏学时,曾提出让贺子珍再婚。贺敏学深知妹妹的性格,他告诉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后的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录音通过电波反复播放,传遍大江南北。已经17年没有听到毛泽东声音的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她朝思暮想的“老毛”那熟悉的湖南口音,她竟然一下子僵坐在椅子上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而开了一夜的收音机,已经烧坏了。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60岁的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花甲垂泪,只因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为了革命失去了妻子、弟弟、妹妹、儿子、女儿多达十几位亲人的毛泽东,托女儿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劝她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毛泽东的来信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病情很快恢复。在北京学习、工作的女儿李敏就这样成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信使,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委托女儿给贺子珍捎来了一块白手帕。这块已经泛黄发旧的白手帕,是毛泽东一直用着的。而对女儿每次的上海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为李敏亲自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品。同样,李敏每次回京,贺子珍总会让女儿大包小包地带上“老毛”当年爱吃的在北方又不易买到的时鲜蔬菜。据李敏回忆,有一次,母亲贺子珍还特别请她给父亲带去一个耳挖勺。因为贺子珍知道毛泽东是个“油耳朵”,喜欢掏耳朵。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小小的一块白手帕和小小的一只耳挖勺,它们所承载的该是如何用语言也无力形容的爱情!

女大当嫁。被毛泽东视作“洋宝贝”的女儿的婚事牵动着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在上海的贺子珍。1958年,当女儿领着自己的男友走进中南海的丰泽园时,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名叫孔令华的英俊小伙儿,父女只是相视一笑。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毛泽东同意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个“洋宝贝”女儿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他主动跟李敏说:“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有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而此时已经搬到南昌休养的贺子珍同样告诉女儿:“你爸爸同意的,我就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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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贺庐山秘密相会。毛泽东手书“相见时难别亦难”……

时间的脚步终于走到了1959年。这年夏天,庐山会议召开了。庐山会议的功过是非任人评说,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给毛泽东与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的会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而创造这个机缘的正是当年力劝贺子珍走下井冈山的曾志。

早在1937年,当贺子珍前脚离开西安,曾志就后脚走进西安,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一到延安,曾志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动地把贺子珍之所以出走并且自己极力挽留的前因后果跟曾志说了,并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22年前一样,随同丈夫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来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志,在南昌看望了贺子珍之后,一回到庐山,她就去见毛泽东,并告诉他看望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再次极其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时,毛泽东请曾志对在江西挂职锻炼的副省长汪东兴讲:“乘江青还没有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毛泽东还认真细致地指明具体时间是“晚上两点,当卫士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在汪东兴的安排之下,“毛贺会面”由曾志和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曾是毛泽民的第三任夫人,毛远新之母)负责。后来,因陶铸怕江青知道后生发事端,曾志的任务改由杨尚奎(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水静承担。1959年7月9日晚,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相见了。地点就是蒋介石为夫人宋美龄建造的著名的“美庐”。这次会面是秘密的,当事人一直都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几十年后才讲出来。而毛泽东一辈子也没有公开说起,包括对他们的女儿李敏——庐山会议后的8月23日,刚刚回到北京才一天的毛泽东就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为自己的“洋宝贝”女儿主持了婚礼,这是他在庐山相会中答应贺子珍的。而在庐山上,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毛贺相会”的几位女性,前后两次在“美庐”请她们吃饭——第一次请的是曾志和朱旦华,4个菜;第二次请的是曾志、朱旦华和水静3个人,6个菜,毛泽东还陪3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辣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毛贺庐山相会,用东梅的话说“是外婆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贺子珍是在水静和卫士封耀松一左一右搀扶着走进“美庐”二楼的客厅的。22年,夫妻再相逢,贺子珍这一年整整50岁!毛泽东66岁。

相逢不似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贺子珍似乎有些恍惚,断肠争忍回顾,话未出口泪先流。面对不停哭泣的贺子珍,毛泽东把茶水端到她的面前,轻声劝慰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在毛泽东询问了她的身体、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告诉她现在“比以前更忙了”。在一问一答中,当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柔情胜似岭头云,别泪多如花上雨。贺子珍伤心透了,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短短的90分钟的会面,没有相拥而泣,亦没有握手言欢,只是临走的时候,贺子珍拿走了毛泽东的香烟和安眠药。因为拿走的安眠药有3种,必须按顺序服用,错服会出事的。毛泽东赶紧叫卫士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安眠药已经要回后,连连说:“好!好!”但事后毛泽东告诉曾志,说贺子珍“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出乎曾志的意料之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对于贺子珍,在分别22年后才见到她深爱的丈夫,早已是无语凝噎,委屈、心酸、激动、喜悦也恰似那一江春水,涛声依旧,一切又该从何说起?毛泽东纵是浪漫的诗人也无法体味贺子珍的心情与心境,剪不断理还乱的她怎能对答如流呢?

对于庐山相会,东梅说这是外公毛泽东送给外婆50岁生日的礼物。而我却觉得更为令人难解,也最能说明毛泽东依旧惦念贺子珍的,或许正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默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如今,“美庐”的一层展厅里就展示有毛泽东的手书《琵琶行》的复制品。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写中漏掉了6句42个字:“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毛泽东如此手书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相隔22年的“毛贺相会”之后,革命家毛泽东的理性或许已经被诗人毛泽东的浪漫情怀所打动吧?东梅还举例,外公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还曾多次默写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比如《锦瑟》,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尽管此后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分别两次和三次登过庐山,但他们此后却再也没有相见,一别竟成永别!

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庐山。在“芦林一号”,有一次他和服务员聊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此后,贺子珍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湖南路一座幽静的花园里。花园里种有腊梅花,这是毛泽东喜欢的。“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我想这首古诗或许正是贺子珍心境的最好表达吧?

原标题:原标题:毛泽东和贺子珍

1979年9月,贺子珍第一次进京,她坐着轮椅走进毛主席纪念堂,实现了毛贺的最后相会

1976年9月9日,中国的天空和大地一下子笼罩在巨大的悲恸之中。毛泽东的逝世,让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迷茫起来,好像轮船失去了舵手和方向,禾苗没有了阳光雨露。在东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外婆贺子珍出人意料地异常冷静,她叉着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东梅在书中记述了外公毛泽东病重时,妈妈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毛泽东已经不能说话,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左手拇指与食指在女儿面前画了个“圆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神秘的符号吗?还是代表一个谶语?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的这个动作,指的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生日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所以就有小名叫“桂圆”。而1976年的9月8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毛泽东恰恰在贺子珍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时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但如果让我猜,我宁愿相信——圆圈代表的就是“桂圆”贺子珍。

3年后的1979年,贺子珍迎来她70岁的生日。卧病在床的贺子珍想到北京去,想到她的丈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建起来的新中国的首都看一看。女儿女婿自然满足了老人的心愿。9月8日,坐落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静悄悄地迎来了最特殊的一位嘉宾——毛泽东的患难妻子贺子珍。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向毛泽东敬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随着轮椅的缓缓推进,随着升降机的缓缓托起,时隔庐山相会又整整过去了20年,贺子珍再次见到了她的“革命战友”,她的“老毛”,可如今——一个在外头,一个在里头;一个坐着,一个躺着;一个醒着,一个睡着;一个来了,一个走了……贺子珍下定决心听从亲人和医护人员的提醒:不能哭。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她真的没有哭!经历了人生的至乐、至苦、至恨、至爱的贺子珍,紧紧地用牙齿咬着那块毛泽东送给她的白手帕,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而滚动在她眼里的几千次几万次的一滴泪,怎么也掉不下来哟!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贺子珍——英雄的女性!我不知道,您嘴里紧紧咬着的这块白手帕,是不是42年前的1937年您送给“老毛”的那一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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