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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毛泽东传,毛泽东对Marx主义中夏族

原标题:【 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李放春 | 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

作者简介:苏伟,男,山西孝义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重庆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庆 400041

On Xi Jinping's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Mao Zedong's Theory on Contradiction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奥门新萄京888,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者按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辩证矛盾理论看待与处理新的实践中的重大矛盾问题,成为自觉继承、全面运用这一理论的典范。习近平提出的“问题是事物矛盾表现形式”的观点,对毛泽东矛盾概念有重要厘清作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观点,自觉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方法论思想并有所创新。

作者简介:苏伟,男,山西孝义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重庆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庆 400041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42周年纪念,今年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八十周年。保马特推出一篇追溯毛泽东思想源流的文章,以此怀念这位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关 键 词:毛泽东/习近平/矛盾理论/治国理政新思想/

原发信息:《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明白,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作为一种科学认识,它是在思维中完成的,而革命的现实对象却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种种具体条件。因此,革命者应该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毛泽东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他的思想成果正建立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路径上面。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建设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应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着自己的内在传统,本就不该被看作他国革命的衍生。因此,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理一分殊”的说法,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主要包括唯物辩证法层次上的辩证矛盾论(主要体现在《矛盾论》中)和社会主义辩证法层次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主要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此外,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理论、军事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建理论中,也都体现着对矛盾理论的丰富与具体的应用。今年适逢《矛盾论》发表8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回顾毛泽东的矛盾理论,阐述习近平对毛泽东矛盾理论的自觉继承与创新,是有意义的。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辩证矛盾理论看待与处理新的实践中的重大矛盾问题,成为自觉继承、全面运用这一理论的典范。习近平提出的“问题是事物矛盾表现形式”的观点,对毛泽东矛盾概念有重要厘清作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观点,自觉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方法论思想并有所创新。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⑩《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⑾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⑿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⒀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同志非常善于学习,他经常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经验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无论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判断,还是“理一分殊”的引用,目的都在于探索社会主义,这与那些复古主义者、文化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有着云泥之别。

1 毛泽东矛盾理论的意义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Xi Jinping,who has applied the theory of 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 to the handling of the major contradiction in practice,has become an example of carrying on the theory consciously and utilizing it comprehensively.The views that "contradictions take the form of problems" raised by Xi Jinping has significantly clarified Mao Zedong's views on contradiction.Xi Jinping's essential viewpoints about the general objective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comprehensively,have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Mao Zedong's methodology on the theory of basic contradic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当中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解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找到了一条有别于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对中国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在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环境之下解决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作者李放春。感谢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由于篇幅有限,转载时节略了注释部分。读者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完整版。

毛泽东矛盾理论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都是巨大的。对此,我国理论界已有较充分的论述①,经作者个人的体会与梳理,系统地概括如下:

关键词:毛泽东/习近平/矛盾理论/治国理政新思想/Mao Zedong/Xi Jinping/theory of contradiction/new ideas on governance of China

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坚持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内涵。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出发,把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路线进行鲜明的对照,明确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从此实事求是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

1.1 关于辩证矛盾论

奥门新萄京888毛泽东传,毛泽东对Marx主义中夏族民共和国化的孝敬。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主要包括唯物辩证法层次上的辩证矛盾论(主要体现在《矛盾论》中)和社会主义辩证法层次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主要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此外,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理论、军事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建理论中,也都体现着对矛盾理论的丰富与具体的应用。今年适逢《矛盾论》发表8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回顾毛泽东的矛盾理论,阐述习近平对毛泽东矛盾理论的自觉继承与创新,是有意义的。

建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与他们特殊的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运用于中国,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融汇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

——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

第一,通过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化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创新。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一次从宇宙观的高度,系统而科学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尤其是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在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辩证矛盾论的论述,完成了列宁未竟的任务——全面、系统、深刻地“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个创新的体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新的表达形式。毛泽东以其辩证矛盾论为突破,更深刻地说明了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基本范畴,多方面扩展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理论,并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毛泽东矛盾理论的意义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在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解决了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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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支撑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和理论内容,主要体现这一理论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的重要标志。《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作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了中西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辩证法核心思想的推陈出新,把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理论又把中国几千年的辩证思想的精华添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矛盾理论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都是巨大的。对此,我国理论界已有较充分的论述①,经作者个人的体会与梳理,系统地概括如下: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两论当中,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在大量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完成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哲学高度对两次革命战争的历史进行了科学总结,深刻地揭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从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辩证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分析和解决问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当中,政治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建设当中。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

第三,将辩证矛盾理论视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建构了理论性与现实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有机统一。一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处于哲学方法论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略策略中的辩证法、党的建设中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国际斗争中的辩证法、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这一方法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展开和体现。因此,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二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尤其是《矛盾论》的主题思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②,奠定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还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方法论根源,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上,具有重要意义。三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实现了理论性、实践性与通俗性的高度统一,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矛盾论》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之一,它使普通群众都能够“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众化上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1.1 关于辩证矛盾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上高度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

第一,通过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化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创新。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一次从宇宙观的高度,系统而科学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尤其是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在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辩证矛盾论的论述,完成了列宁未竟的任务——全面、系统、深刻地“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个创新的体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新的表达形式。毛泽东以其辩证矛盾论为突破,更深刻地说明了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基本范畴,多方面扩展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理论,并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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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支撑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和理论内容,主要体现这一理论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形成的重要标志。《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作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了中西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辩证法核心思想的推陈出新,把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理论又把中国几千年的辩证思想的精华添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作者简介

引言

第三,将辩证矛盾理论视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建构了理论性与现实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有机统一。一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处于哲学方法论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略策略中的辩证法、党的建设中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国际斗争中的辩证法、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这一方法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展开和体现。因此,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二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尤其是《矛盾论》的主题思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②,奠定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还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方法论根源,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上,具有重要意义。三者,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实现了理论性、实践性与通俗性的高度统一,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矛盾论》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之一,它使普通群众都能够“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众化上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姓名:刘信君 工作单位: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思想与政治命题。他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讲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强调全党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这份珍贵的文化思想遗产承继过来。他提出:“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该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承继遗产……变为方法”这句话(与“中国化”字眼一同)被删掉了,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当时毛泽东的“中国化”理路实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批判地承继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将之转变为指导当前运动的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学以致用风格。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与尝试,有显明者,亦有隐微者。其显明的例子,如“每事问”“实事求是”等。所谓实事求是,本为汉学鹄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采用它来表达注重中国实际的学风,并在其亲力倡导下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与党风的基本原则。在毛泽东身后,“实事求是”更进一步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以至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至于其隐微的例子,则如“理一分殊”。所谓理一分殊,本为宋学旨要。最初,它主要是一个伦理学命题。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将之进一步拓展转化为一个具有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基本命题。这一转进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对后世学者影响至深。笔者认为,与“实事求是”一样,“理一分殊”经过转化后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基本原理或精髓。二者一显一隐,共同构成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点。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学)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学界已从心学、理学、实学、公羊学等不同面向做过梳理与分析。然而,毛泽东对“理一分殊”思想的承继、转化与运用,部分由于他本人含蓄的处理方式而未得到学界关注。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关于此的专门探讨。故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一隐微的义理做初步的发明。本文通过对这一中国风格的思想方法抉隐索微,以期对深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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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

毛泽东论革命与艺术

1979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1956年他的一篇谈话记录:《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记录,公开发表前曾经过数次整理。此文篇幅虽短,却意义非凡,非常清晰、生动地传达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之要义,可谓一篇融合马列主义与中国经验(及蕴藏其中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体大思精之作。

《谈话》开篇明义: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在艺术与革命这两个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实现了某种贯通。他在谈话中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虽然其“基本原则”(或“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其“表现形式”则应是多样的。二者呈现为共性与个性或者说“一”与“殊”的关系。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革命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西洋艺术和中国艺术则是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这里,毛泽东试图传达出的核心意旨在于,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有“自己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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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谈话适逢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主张不久。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客观上起到了破除苏联迷信的效果,从而也为毛泽东突破照搬苏联模式、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主探索松了绑、解了套。这成为中共“解放思想”的一次新的重要契机。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论述了十种关系(或矛盾)。关于向外国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七八月间,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修改工作。就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的几天前,他在修改政治报告稿时改写了一段话:“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共同性与差别性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格式”。

可以说,对“中国特点”的强调,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所谓“第二次结合”“以苏联为鉴戒”等,都是围绕这个基点提出来的。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的过程中,对这一思想作了发挥。他指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讲到革命,他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讲到艺术,他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单就音乐而言,他指出:“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因此,“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总而言之,他认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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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话》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整篇谈话中洋溢着毛泽东对“中国的特点”“中国自己的东西”“独特的民族风格”的珍视,以及对“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的强调。这鲜明体现出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频繁运用“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一般原理”“一般道理”等)与“表现形式”(或“形式”“民族形式”等)这对范畴来说明问题。其中,“表现形式”又是他倡导“多样化”“中国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的重要理论支点。可以说,这构成了他的基本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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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分店”:

毛泽东论战争与辩证法

毛泽东关于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的思想,早在他开始介入关于文化与艺术问题的讨论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它主要是依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上升而来,并在军事论著中表达出来。

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毛泽东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部军事论著中,毛泽东首次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并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问题。1951年5月31日,身在美国的胡适曾给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分析国共胜败原因。他在信中建议蒋介石“多读一点中共近年出版的书报”,而他推荐的第一部书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胡适还点评说,这部册子“最可以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毛泽东本人也极看重他的这部作品,多年后还念念不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回忆起当年在瑞金苏区时自己遭受的不实指控。其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被斥为“狭隘经验论”。他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为了总结十年内战经验,毛泽东发愤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自陈在书中“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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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未竟之作对毛泽东而言的确很重要。他要借此开个马克思主义“分店”出来,而其“本钱”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特殊性。毛泽东在书中讨论到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为此,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针对照搬照抄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的军事指挥做法,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认为其结果“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指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嘲笑那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犯了革命急躁病。他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他抨击那些主张“正规战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人们无视中国的特点。“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与此针锋相对,毛泽东指出,必须老老实实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他说:“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要之,毛泽东的军事论证之要害就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特殊性的尊重与强调。在他看来,苏联内战经验与中国内战经验既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不是先进与落后的等级关系,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分殊关系(即两种特殊性)。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革命战略,采用相应的战争形式。由此,毛泽东就在理论层次上建立起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主体性地位。

李泽厚在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时写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笔者以为此见甚当,惜未能观照到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思想(特别是理学高扬的“分殊”理念)底蕴。后文中对此再加详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期间,毛泽东同时在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并写下长篇的批注。1937年4月至8月,他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份“讲授提纲”的精华之一是关于矛盾统一法则的论述,亦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的重中之重是所谓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修订《矛盾论》(即“讲授提纲”中的“矛盾统一法则”一节)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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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曾指出,《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一为哲学著作,一为军事著作,表述的却是同一套思想。这两部著作一侧重“事”,一侧重“理”,二者“互相发明,互为表里”。笔者认为,尤其在毛泽东关于特殊性(“分殊”)问题的认识上,的确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与唯物辩证法逻辑的呼应。可以说,《矛盾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基础上达成的哲学升华。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其共性即“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这种共性又“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我们看到,所谓矛盾的共性,就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理一”;所谓矛盾的个性,则是“各各特殊,所以造成”的“分殊”。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而在1937年的原稿中,毛泽东甚至一度将懂得矛盾的共性与个性之关系(亦即“理一分殊”)的道理提升到“闻道”的高度来看待。他说:“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

以往论家在解读《矛盾论》的中国底蕴时,则未明晰揭示出“理一分殊”这一层意涵。例如,冯友兰指出:“一个‘寓’字,准确地说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区别、又有联结的情况。这个提法,中国传统哲学称为‘理在事中’。”金观涛关于《矛盾论》的分析指出:“辩证法的道德化、心学化和可操作化三种变异综合起来,使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成为一种可以再次达到天人合一的学说。”冯友兰、金观涛等现代哲学家从《矛盾论》中读出了“理在事中”“天人合一”等思想内涵,却都没能点出其中的“理一分殊”之意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很重要,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问题,但还没有形成原则与表现这对理论范畴。这对范畴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结论《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时首次提出来的。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论及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他分析了中国的特点,并比较了与“资本主义各国”(主要指俄国)的不同。据此,他认为:“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所谓“走相反的道路”,主要针对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一大胆的论断展示出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高度的道路自信,而这一自信不惟是建立在中国实际的基础之上,而且是有思想理据的。

我们看到,原则与表现的辩证法构成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核心主线,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谓是“一以贯之”。

那么,值得追究的是,原则与表现这对范畴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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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渊源与朱子理学底蕴

考稽马列典籍,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当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幼稚病》)。

1927年7月,斯大林论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路线时曾提出三条“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其中,第一条指出:“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据此,他激烈抨击(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罔顾“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结果招致革命失败。斯大林说:

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斯大林援引的理论依据正是列宁在《幼稚病》一书中的论述: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幼稚病》这部作品是1920年四五月间列宁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专门写就的,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该书的论点与结论成为大会决议的基础。列宁在这部作品中提出,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要与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相适应。193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之际,延安《解放》杂志刊载了陈伯达的长文《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能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场合中,对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结构……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之特质所形成的、所必然形成的具体特点,加以估计。’(列宁:《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对《幼稚病》这部著作也非常钟爱。1932年他得到这本书后,爱不释手,长征途中一路携带。不少人回忆,毛在延安时期还曾反复研读。据此可知,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基本原则与民族特点相适应的一段论述无疑相当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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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表现形式”这一术语,应是来自斯大林。1925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著名论断。面向苏联的各东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提出他对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关系的看法:

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并无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废除民族文化,它给予后者内容;而民族文化也不废除无产阶级文化,它给予后者形式。不同民族应该基于不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

这里顺带提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时一度留下诸多疑问。随后,他又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仔细研究了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例如,书中讲道:“在机械唯物论者方面,认为形式对于内容是受动的东西,否认形式的积极性、能动性,否认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因而把形式溶解于内容之中,因而不能理解事物的运动的特殊诸形式的发展法则。……因此,他们不能理解内容的发展中形式的积极性的作用,把形式和内容看成抽象的同一物,以至不能理解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毛泽东在“形式的积极性、能动性”,“事物的运动的特殊诸形式的发展法则”,“内容的发展中形式的积极性的作用”,“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等语句下加了下划线,更进而在“形式的积极性”“特殊诸形式”“各种特殊现象的特殊发展法则”之下加了双下划线。因此,“形式”在毛泽东心目中绝不是次等重要的东西,而恰恰是能发挥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地方。

以上可见,毛泽东关于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的思想方法是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论述为依据的,并在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发挥而成。

不过,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的思想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两大知识传统,已是海内外学界的主流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追溯其马列渊源,则恐对毛泽东思想方法的理解尚有未尽之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毛泽东思想方法本身的中国文明底蕴或“民族特点”何在呢?换句话说,其可能的中学渊源是什么?

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前,一度潜心钻研“国学”。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求学期间,曾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还跟学友表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并交流自己如何“通国学”的学习方法。1920年,他与新民学会会友讨论研究中、西文明的先后问题时仍然认为:“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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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深受留英归国的教员杨昌济的影响。在业师的引导下,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书,对朱熹哲学相当钦服。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多方面地显现出朱熹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这构成他接受、吸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本文着重要勾勒的是毛泽东对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继承与转化。

1917年至1918年间,毛泽东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精心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一书(杨昌济指定的课程教材),并做了大量批注。其中,他写下一条:“发显者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毛泽东使用的“本体”与“发显”这一对范畴,都是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体”是宋学范畴,亦即所谓“道体”。例如,朱熹在解说《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句时指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朱熹还专门探讨过“心之本体”问题。至于“发显”,当源自《中庸》作者提出的“未发”“已发”这一对范畴。冯友兰论及形上形下时曾指出:“在中国哲学中,相当于形上形下之分,又有未发与已发、微与显、体与用之别。”可见,发、显都属于形而下、用的层次。

汪澍白曾指出,青年毛泽东此论“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然而,何以见得?我们知道,《论语·里仁》篇的“一贯”章对于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该章记载了孔子与曾参的一段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曰:

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这里,朱子以“一本万殊”来诠释孔子的“一贯”之“道”。“一本”是为“道之体”,而“万殊”则为“道之用”。汪澍白认为,这段话是朱熹“理一分殊”论的典型表述。这并不是十分确切的。实际上,朱熹亦曾以“理一分殊”来诠释“一贯”:

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颜子颖悟,“闻一知十”,固不甚费力。曾子之鲁,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见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贯之”。若曾子元不曾理会得万殊之理,则所谓一贯者,贯个什么!盖曾子知万事各有一理,而未知万理本乎一理,故圣人指以语之。

这里,朱熹通过“理一分殊”讲的是“一理”与“万理”“万殊之理”(“万事各有一理”)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朱熹的言论中,“一本”与“一理”、“一本万殊”与“理一分殊”常互换使用,而没有做实质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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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曾在《论语类钞》中长篇抄录朱熹阐发夫子之道的言论,深以为然。他沿着朱子所阐明之义理进而发论道:“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这里,杨昌济把朱熹所谓“体”“一本”“一理”称为“大原则”“大原”“大本大原”。他还就《论语》义理的发明,驳斥清代汉学家对宋学的诟污:“近世汉学家言,不以宋儒之谈性道为然,谓其近于空虚,邻于禅学,乃矫枉过正,于《论语》中道及大本大原处,均讳言而曲解之。”

作为杨昌济的得意学生,毛泽东在求学时代深受业师的理学倾向的熏染,一度究心于“大本”“本源”“大本大源”的探寻。他曾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为此,他立志要“见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青年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期间,挚友蔡和森曾评价他“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应该说,青年毛泽东执着于“大本”“宇宙真理”,与宋儒对所谓“理”“道体”的领悟是相通的。

回到前引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写下的那句批语。他所谓“一大本体”,亦即朱熹所谓“一本”“一理”;而所谓“无量数发显”,亦即朱熹所谓“万殊”“万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本体与发显这对范畴,与他后来采用的原则与表现这对列宁主义范畴恰相对应。由此,或可证得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接受、理解实有朱子理学——特别是“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思想——为其会通基础。

汪澍白在其关于朱熹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在新旧交替的转变期中,他的哲学思想有两条交叉的伏线。一条是继承了顾炎武、王夫之以来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并与西方传入的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相结合,开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河。另一条是继承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相融汇,究心于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终生极其重视哲学和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此论甚有见地,揭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理学渊源。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论断却也遮蔽了思想成熟时期的毛泽东在思考重心上从“本体”“普遍性”“基本原则”向“发显”“特殊性”“表现形式”的转移。本文的研究旨趣主要放在后者。以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的论述为例,他着重强调的是“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因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各有所不同,由此才得以开出中国经验之主体性的政治空间来。这一点是本文立论的基本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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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与方法:

毛泽东对“理一分殊”的化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思考与论述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升到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的关系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笔者认为,他的看法不仅是接续了列宁主义的国际共运路线,而且传承了朱熹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毛泽东非常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而这与宋明儒者特重“分殊”的方法论思想是相通的。

下文中,我们首先来简单了解朱熹的“理一分殊”论,并由此来观照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契合之处。然后,再从毛泽东使用过的几个譬喻来把握其“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是朱子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理学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这一命题最初由程颐在回答杨时对张载《西铭》的疑问时提出,以辨明儒、墨之别:“《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程颐提出这一论题时,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学的意义,即普遍道德原则与具体伦理规范的关系。朱熹则将这一命题的意义扩大,从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哲学意义。他指出:“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此自然之势也。”对朱熹而言,“理一分殊”表达的是普遍的同一性、统一性与具体的差别性、多样性。可以说,天下事物都存在“理一分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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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程颐

“理一分殊”命题,经朱熹加以阐发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明代理学大家罗钦顺尝言:“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亦然;在一身亦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岁则然,在一日亦然,在万古亦然。”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亦言:“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穷天地、亘古今总不出此四字。会得此四字,然后知当然所以然之理,然后可与立亦可与权,千变万化不离规矩。予自庚辰夏始会得此四字,尝以之旷观天地古今,无有不贯。”可见,“理一分殊”被后代理学家视为贯通天人古今的基本法则。

这一重要的中国思想遗产,在毛泽东那里也得到了继承、转化与发扬。例如,朱熹说:“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尔。”在他看来,“理一”和“分殊”两者是不即不离的体用关系。毛泽东曾批评党内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此见识恰与朱熹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之主张犹合符节。又如,朱熹曾指出:“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他认为,人们的认识必须经由“分殊”而上升到“理一”。这一重要见识,为朱熹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则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他批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他抨击教条主义者是懒汉,因为“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在认识论与思想方法上对矛盾特殊性的强调,与朱子对“分殊”的强调,实可谓一脉相承。

我们再从毛泽东使用过的几个譬喻来进一步把握其“分殊”思想,不妨先重温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曾使用了一个譬喻:“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强调独创精神。他在回顾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后指出:“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所谓“枝叶不同”,表达的正是“分殊”之理。

值得指出的是,类似的譬喻,朱熹在论“一本万殊”时就曾使用过: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盖他心里尽包这万理,所以散出于万物万事,无不各当其理。……如今学者只是想像笼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个万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万殊。如一源之水,流出为万派;一根之木,生为许多枝叶。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时再次使用了枝叶譬喻。针对苏联方面对中国的攻击,毛泽东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树干枝叶喻后随即又提出一个杨柳松柏喻。他说:

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同样是杨柳,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树干与枝叶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而且,两者在意象上均为实体。树与杨柳松柏则是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树”是名、一般性范畴,而“杨柳松柏”则是实,各各不同的具体实在。松柏与杨柳之间不是派生关系。显然,较之树干枝叶喻,杨柳松柏喻之“分殊”意味更劲。

毛泽东提出这个譬喻,恐与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不无联系。1958年,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就曾表达过对苏联人傲踞无礼的强烈不满,指责“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除斯大林外,他特别点了米高扬的名。他说:“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他还跟尤金说:“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看来,米高扬就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所做的父亲儿子比喻,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他提出的杨柳松柏喻则与之针锋相对,强调中国自有其独立的革命传统,而反对把中国革命视为十月革命(本原)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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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苏联政治家,曾于1949年1月31日-2月7日秘密访问中共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无独有偶。清初理学大家陆世仪不满意于朱熹混淆了“理一分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与“一本万殊”(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两个不同性质的命题,曾对之做出区分。他说:“一本万殊,犹言有一本,然后有万殊,是一串说下;理一分殊,犹言理虽一而分则殊,是分别说开。”陆世仪所谓“分别说开”,亦正是毛泽东强调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政治用意所在。朱熹在阐发理学义理时常使用水喻,如前文提及的“如一源之水,流出为万派”。为了进一步说明“一本万殊”与“理一分殊”的区别,陆世仪也针锋相对采用了水喻。他说:“譬之于水,一本万殊者,如黄河之水出于一源,而分出千条万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个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一本”之水,讲的是源与派的问题;“理一”之水,讲的则是同一性(一般)与差别性(个别)的问题。陆世仪认为,“理一分殊”的要害在于“江河湖海各自不同”。我们不难看到他的江河湖海喻与毛泽东的杨柳松柏喻在神韵上的相似之处。

以上可见,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宋学“理一分殊”论之间存在高度的同构性。它透露出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思想传承关系,而这也正应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的“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那句话。

当然,必须看到,“理一分殊”的具体内涵在这一转化中发生了实质改变:毛泽东用“矛盾”这一辩证法范畴取代了“理”这一理学范畴的位置;矛盾论又建立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实践”这一唯物论范畴,其丰富内涵(包括“造反”)则是旧儒所谓“行”所无法涵盖的。就此而言,以辩证唯物论为本,毛泽东的“理一分殊”论已大大突破、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准确地说,所谓继承指的是“批判继承”,或冯友兰所谓“抽象继承”。

行文至此,我们仍面临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在他的著述中毕竟没有直接使用过“理一分殊”这个表述。那么,我们论证的所谓“承继”,是否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暗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朱子的“理一分殊”论或曾有所闻见,兹举例为证。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大会上讲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趣的是,论及世间道理,朱熹曾有一句名言:“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非常显而易见,以上两句话在修辞结构上存在高度同构性。难道这纯属巧合吗?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毛泽东借用了朱子语录的修辞形式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前文曾提及,毛泽东在青年求学时代就曾研读朱子著述,对《朱子语类》中记载的言论不会陌生。而“千头万绪”这句略带俏皮的话,则如雪泥鸿爪一般,为我们提供了毛泽东出入朱子理学并曾接触到“理一分殊”这一说法的思想踪迹。

如果我们的推断合理,那么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所展示出的“理一分殊”意蕴,就不是无心的暗合,而应是有心的化用。他在这句话中给宋儒的“理”赋予了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造反、革命。“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正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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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毛泽东的思想、中国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土壤。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同日,中共中央关于执行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决定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今后更加深入地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可见,毛泽东所谓“民族化”(或“中国化”),意味着马列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那么,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是如何结合的?这就成为亟待探讨的重大文明史问题。

早在1985年11月,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在一次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讨论中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需要认真研究,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那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1991年11月,胡乔木在与逄先知、金冲及讨论如何编写《毛泽东思想概论》时再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讲这个不好。只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还不完全。它有一个历史背景,有一个文化背景。”1998年6月,费孝通在与台湾学者李亦园的谈话中也提出:“马克思主义进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却说不清楚。我觉得,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应该答复这个问题。”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如费孝通这样的学界识者,都深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内在蕴含的中国文化特点。然而,对于这些文化特点的认识,需要我们就其复杂的脉络与隐微的机制做深入的梳理与发掘工作。

本文即沿此问题意识所做的一个初步的探究尝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上形成的指导性思想方法——原则与表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乃是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论的继承。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同是“理一分殊”之道理,毛泽东却把宋儒的宇宙本体论转化成了革命行动论。理论原则固然是一,但不应成为束缚行动的教条,而应是引导行动的指南。如此,他的思想方法达成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张扬。综上,“理一分殊”可谓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而正是这一思想为珍视中国经验、注重中国特点、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理据。

行文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当年毛泽东大胆地采用“实事求是”这一“汉学”的思想纲领来会通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也不惮于揭示“理一分殊”这一“宋学”的精华义理,作为理解毛泽东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把钥匙。至于毛泽东的思想中“实事求是”与“理一分殊”这两大中国化理路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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