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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88:松原战犯管理所的扶桑战犯们,

原标题:(揭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本文来源历史趣闻历史说lishiqw.com

从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联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到真诚地认罪悔过、恢复人的良知、把战犯管理所看成自己的再生之地,日本战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怎样一场灵魂的洗浴?请看下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 1950年7月,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作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作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战犯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面对是“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管理所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日本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开始坦白交代。 为了促使日本战犯转变,管理所从人道的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战犯吃得比部队好得多,日本战犯按将、校、尉,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岗,换上暗哨,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患病的战犯给予最好的治疗。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战犯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管理人员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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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两批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一批是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活动的日本战犯,共140人;另一批是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共969人,这批战犯主要是苏军出兵东北时俘获的,在苏联被关押了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在中国侵略多年,许多人都会讲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 不过,这批中国通最初在战犯管理所并不安心忏悔自己的累累罪行,而是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联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那么,这些顽固的战犯使用了怎样的手段与管理所对抗?他们为何声称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哪个战犯狂妄想要见毛泽东?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战犯们产生了怎样的侥幸心理?日本战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怎样一场灵魂的洗涤?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

“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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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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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抚顺战犯管理所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主要有:原日本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实质上的副总理古海忠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少将部长齐藤美夫、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日本陆军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31名将官或相当于将官级人员。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这批战犯都是日军上层人物,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日军下层官兵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侵略立场,不断散布侵略有理的舆论,他们的论调是:“日本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对外扩张”,“日本战败是由于犯了扩大战线的战术错误,但日本无疑是个强国,等着瞧,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等民族,我们虽然是战俘,但中国政府不敢随意处理我们。”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作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侵略者的骄狂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无耻的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着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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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着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着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在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被关押的日本战犯正在接受改造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着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18日,中央来电指示将全部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大转移时,这批日本战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他们的出头之日。他们断定中国军队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过不了几天美军打过来,他们就能得救了。有的战犯公开在管理人员面前狂叫:“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抵挡不住美军,你们能有什么办法挡住?妄想!”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捷报频传,不到两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日本战犯感到不可思议,比从前老实多了。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著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但日本战犯的头目并不服气,他们想出了新花招,有组织地向战犯管理所提出“我们不是战犯,是战俘,立即释放我们”的无理要求。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了当年日本战犯无理取闹的情景。

奥门新萄京888:松原战犯管理所的扶桑战犯们,改换东瀛战犯的突发性是何许创制的。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包括当时南京政府的中国)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在监狱的院子中央,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挡住了金源的路,要求谈一谈。金源把他领到管理所所长办公室。还没等准许他坐下,他却已经坐到了椅子上。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我要见毛泽东,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说完,藤田茂转过身子望着窗外。 “将军阁下,有话请和我说好了。”时任所长孙明斋回答。 “我不想和你淡,我要见毛泽东。”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 “不想说什么就回到监房去!”孙明斋站了起来。 藤田茂这时转过身来对视着孙明斋说:“你们践踏国际法,按照国际法,结束战争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他还叫嚣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处理战俘。

奥门新萄京888:松原战犯管理所的扶桑战犯们,改换东瀛战犯的突发性是何许创制的。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里没有俘虏,只有双手沾满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些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要记住,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权。”孙明斋回敬道。 这时,藤田茂猛地站起来,想说什么,但未发一言。金源回忆起这一幕时说:“他实际上是向我们发布‘宣战布告’!”。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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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监禁的日军战犯中,许多人隶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藤田茂在这些战犯中仍保持着上下级关系,很有号召力。藤田茂以所谓国际法煽动部下进行抗议、请愿、绝食,企图策划战犯与管理所“斗争”,他鼓动说:“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依照国际法规定,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践踏国际法。”

但是,这批战犯到达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发了一次风波。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积极响应藤田茂的主张。鹿毛繁太高举双手大喊:“战后才成立的你们国家是无权监禁我们的。”日本战犯对他的举动十分推崇,称赞他是“民族英雄”。在鹿毛繁太的煽动下,一些战犯在监狱的院子里边走边喊:“释放!释放!”

引发风波出自于监房墙上张贴的“监房规则”,其落款是“战犯管制所”。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来,扯碎。一位官阶最高的中将则发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但是,这批战犯到达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发了一次风波。

为了压制日本战犯的气焰,管理所在监狱四周显眼的地方架起了机枪,增加了岗哨,但机枪里没有装子弹。同时,取消了自由活动时间,减少了放风时间,把挑头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闭在独号监房。监狱很快恢复了平静。加强警戒后,有些战犯非常恐慌。一些战犯怨恨起那些煽动抗议的战犯头目。

这位中将叫藤田茂。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引发风波出自于监房墙上张贴的“监房规则”,其落款是“战犯管制所”。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来,扯碎。一位官阶最高的中将则发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几天后,金源路过监房时,鹿毛繁太对他说:“以前的事情是我错了,请原谅。” 金源指出:“你既然煽动那么多人,就应该在那些人面前反省错误。” 第二天鹿毛繁太交了检讨书,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金源让他重写,并让他在狱内广播中念出来。开始鹿毛繁太说什么也不念。金源没有让步,最后他只好在广播中念了检讨书:“我检查日前煽动闹事的错误,作为俘虏违反了监狱规定……”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但是,这批战犯到达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发了一次风波。

这位中将叫藤田茂。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鹿毛繁太的检讨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战犯们在监狱广播中听到鹿毛繁太的检讨声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会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错,一下子都蔫了。

引发风波出自于监房墙上张贴的“监房规则”,其落款是“战犯管制所”。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来,扯碎。一位官阶最高的中将则发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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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将叫藤田茂。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在所长办公室,所长孙明斋早已成竹在胸。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战犯?藤田茂顿时语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俘虏以便使其见见鲜血壮壮胆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是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这次对阵,打掉了藤田的威风,“正名”风波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鹿毛繁太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管理所的干部们个个是经过精挑细选才上岗的,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深知打铁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学习上早就下足了功夫。党的政策、二战历史、国际时事、法律知识、法治常识还有罪犯心理学等等,都是他们的学习内容。他们后来回忆,当初他们是自觉地把毛泽东的下面这段话作为对各人自己的要求的:

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清楚,日军战犯表面上服了,但内心中并不服,鹿毛繁太在检讨中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承认是战俘。管理所的领导认为对“战犯”与“战俘”的是非问题,不能靠压服,而是要用法律来解释,让日军战犯心服口服。

在所长办公室,所长孙明斋早已成竹在胸。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战犯?藤田茂顿时语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俘虏以便使其见见鲜血壮壮胆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是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这次对阵,打掉了藤田的威风,“正名”风波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大多数日军战犯的狡辩,是根据战前的国际法,而对“二战”后制定的国际法一无所知。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解释,战争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所以,发动战争的行为不被认定为战争罪行。交战中,军人只有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和规定,如使用毒气杀害平民的行为才被定为战争犯罪。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些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

管理所的干部们个个是经过精挑细选才上岗的,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深知打铁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学习上早就下足了功夫。党的政策、二战历史、国际时事、法律知识、法治常识还有罪犯心理学等等,都是他们的学习内容。他们后来回忆,当初他们是自觉地把毛泽东的下面这段话作为对各人自己的要求的:

针对如何做好具体工作,这些管教干部还认真从毛泽东的着作中寻找答案。例如,为了了解战犯的“病症”,确诊病因,对症下药,他们就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发动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战胜国在人民的呼吁下,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审判战争罪犯的国际法规。 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等级和概念。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

根据上述原则,策划战争的战犯被定为甲级战犯,指挥者为乙级战犯,执行者为丙级战犯。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等罪行,他们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他们本国的刑律。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们说明了上述有关国际法规,但他们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捂着耳朵不听管理干部的解释。

针对如何做好具体工作,这些管教干部还认真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例如,为了了解战犯的“病症”,确诊病因,对症下药,他们就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述:

“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曾任职伪满洲国的古海忠之,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在战犯中也很有威望,并且通晓法律。管理所便把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开了古海忠之检讨会。古海忠之检讨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力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力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古海忠之的检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日本战犯们再也不借国际法闹事了。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从组织战犯学习入手。他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同时还有《社会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彻底打破战犯们对美国的幻想,还组织学习了《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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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这些学习为打开战犯们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学习了《帝国主义论》,使不少战犯们开始能够从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后来悔过道:“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这种作法,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说来,只能进一步麻痹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鹰犬。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极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管理所为战犯烹饪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从组织战犯学习入手。他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同时还有《社会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彻底打破战犯们对美国的幻想,还组织学习了《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材料。

在这969名战犯中,有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他们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顽固的日本战犯,在教育上十分严厉,但在生活上就不同了。日本战犯可依照停战前的级别,享受与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生活待遇。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在押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3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3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周恩来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这些学习为打开战犯们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学习了《帝国主义论》,使不少战犯们开始能够从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后来悔过道:“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这种作法,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说来,只能进一步麻痹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鹰犬。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极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管理所借鉴当年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俘虏进行教育,使之迅速“调转枪口”的经验,从阶级教育入手,适时召开了诉苦会。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下级官兵参与到悔罪的行列中来。这也影响到了那些将校级战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团的战犯。他们对每一桩战争罪行的交代,几乎都牵扯到藤田茂。这经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宁,有时汗流浃背,甚至浑身颤抖。他推测被交付审判后必死无疑,因此有段时间天天失眠,茶饭不思。有一次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条件良好的医疗室里。他也终于开始悔罪了。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终于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许多战犯的防线也就跟着开始瓦解。

日本战犯可以在狱中的花园自由活动,除了每天打扫监房卫生外,什么活儿也不用干。其生活水平比在苏联监禁、劳动时,强了不知多少倍,日本战犯对此感触很深。

在这969名战犯中,有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他们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后来的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以理服人和生活上的特殊关照,日本战犯的“武士道”精神被瓦解,他们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

管理所借鉴当年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俘虏进行教育,使之迅速“调转枪口”的经验,从阶级教育入手,适时召开了诉苦会。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下级官兵参与到悔罪的行列中来。这也影响到了那些将校级战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团的战犯。他们对每一桩战争罪行的交代,几乎都牵扯到藤田茂。这经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宁,有时汗流浃背,甚至浑身颤抖。他推测被交付审判后必死无疑,因此有段时间天天失眠,茶饭不思。有一次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条件良好的医疗室里。他也终于开始悔罪了。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终于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许多战犯的防线也就跟着开始瓦解。

1954年,由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高级法律素养的人才,深知用证据说话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重温了毛泽东在1934年、1938年、1940年、1943年、1948年关于严禁刑讯逼供、严禁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的指示,决心坚持文明办案、科学办案、力争办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他们针对战犯中悔悟类、动摇类和仍坚持顽固立场类的不同人群,启动预定方案,把认罪检举与对重点对象的审讯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侦讯人员分别对原拟定的1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有选择的提审,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员加强对在押罪犯的监管与谈话,同时开展“认罪从宽”的思想教育。

伪满洲国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股长东城政雄作为侵华战犯被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宽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东城政雄对自己的战争罪恶深表反省,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谋杀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的罪行,同时揭发了田井久二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的秘密。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后来的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寻找人证物证。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例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东城政雄交代:“我参与了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

1954年,由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高级法律素养的人才,深知用证据说话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重温了毛泽东在1934年、1938年、1940年、1943年、1948年关于严禁刑讯逼供、严禁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的指示,决心坚持文明办案、科学办案、力争办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他们针对战犯中悔悟类、动摇类和仍坚持顽固立场类的不同人群,启动预定方案,把认罪检举与对重点对象的审讯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侦讯人员分别对原拟定的1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有选择的提审,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员加强对在押罪犯的监管与谈话,同时开展“认罪从宽”的思想教育。

经过两年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工作,终于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沈阳和太原举行的审判进展非常顺利。每个受审的战犯无一不心服口服,除了认罪服法还是认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师不要为自己作辩护,有的甚至当场下跪,自行要求从严惩处、以死抵罪。

中国政府对东城政雄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他被免予起诉释放出狱。东城政雄回国后说:“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寻找人证物证。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例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关于“文学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当武部六藏把这一切告诉来中国探视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感动得流下热泪。1956年武部假释回国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边哭边说:“感谢中国人民!”

东城政雄没有食言,尽管他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和恐吓,仍我行我素。他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谈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思想转变的过程,积极倡导中日友好,对复活军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多次重返中国,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受到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成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

经过两年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工作,终于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沈阳和太原举行的审判进展非常顺利。每个受审的战犯无一不心服口服,除了认罪服法还是认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师不要为自己作辩护,有的甚至当场下跪,自行要求从严惩处、以死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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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当武部六藏把这一切告诉来中国探视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感动得流下热泪。1956年武部假释回国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边哭边说:“感谢中国人民!”

东城政雄在印有赵尚志头颅的奖状前的留影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军战犯,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除了会员之间的联谊活动外,主要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

日军远藤三郎中将回国后,四处讲话,写文章,宣传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为中日友好奋斗终生。日本战犯永富博道在晚年84岁时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罪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永富博道曾在中国各地参与杀害了300多名中国人,于1950被捕,在中国收容所服刑13年。回国后,他通过讲演和出书忏悔自己的罪行。2000年7月,老人觉得余生不多,便向外孙女讲述了埋藏心底的罪行:“我过去犯了很多罪,我都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 他从一个精美的小盒子中取出了8个美丽的白色和茶色的石子。这是他1963年在中国被释放后,回国前路过南京时拾来的。他对外孙女说:“我不能忘记赎罪的心情,我把这些石子看作被我杀死的中国人。我想把这些石子还给中国。”

中国政府公布了永富《战犯供述书》的一部分,里面在回忆南京大屠杀时写到:““军官说,我给你做个示范。他拔出了日本刀,一刀就劈倒了一个中国人,鲜血呼的一声喷射而出,人头落地。一个中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纵身跃入扬子江的浊流。我从士兵手中借过一支枪,向在水中漂浮的中国人的脑袋射击。这是我在中国首次犯罪。我就是永富。这是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我直接杀害了61名中国人。其中枪毙了4名、打死2名、刺杀了9名、活埋女性2名……”

在许多日本战犯迫于压力、缄口不言的时候,永富老人顶着压力,大声疾呼:“日军有罪!”并把这历史之罪告诉后人,用忏悔来祈祷和平。

陈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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